文姣平

　　1989年5月初，我调入湘乡报社工作，50岁的谭庆云是我的社长。报到那天，他微笑着给我上了一课：我们既要用手中的笔歌颂真善美，也要鞭挞假丑恶。尤其要增强对新闻的敏感性，经常深入基层，多为老百姓鼓与呼。总之，一定要对得住手中这支笔！

　　那时单位没有公车，谭庆云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单车跑东跑西。有次带着我和副刊编辑陈彩艳骑单车下乡采访。他知道我骑单车不熟练，就让我骑车走中间。我说：“谭社长您的单车该换了吧，哪天骑到半路上坏了怎么办？”没想到他还真碰到过这种事。

　　1972年3月2日，33岁的谭庆云上午参加完入党宣誓仪式后，接到新华社编辑电话，写一篇干部转变作风抓春耕的通讯，要求时间快，内容新。他打听到栗山公社的干部都住进了农民家里指导春耕，中餐后骑单车直奔栗山。刚出城不远，车链条断了。路边无修理店，只好把单车寄存就近人家，买一双草鞋穿上走路。天黑到了栗山公社，谁知书记刘加忠在芙蓉大队，又摸黑走了七八里。

　　谭庆云常对我们说：新闻线索要主动去发现、挖掘。1970年，他偶尔听说杉山公社党支书喻桥松带领30个劳力开了200亩荒山，马上就和同事贺秋云来到向阳大队，一连五天和这里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采写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记湘乡向阳大队的巨变》，几天后发表在《湖南日报》头版。向阳大队很快成了全省学习推广的典型。

　　1992年10月底，谭庆云带领我们一行人到异地学习交流，回程时乘坐151次上海至贵阳的列车。车上又脏又乱，深夜扒窃猖獗，列车员却视而不见。看到这情况，他迅速写了一篇《151次列车上的见闻》，寄到铁道部和《人民日报》内参部。铁道部随即派一个副部长前来整顿。当地相关人员对此不满，找到他当面施压。谭庆云拿起话筒就给公安局局长打电话。来人灰溜溜地走了，回去后又寄信来威胁。有人问他：“你不怕吗？”他回答：“怕什么，干新闻，就是要有一种无畏精神！”

　　后来他调司法局任局长，我们见面少了。在报刊上见到他的文章却不少，内容更多的是站在法律的角度为老百姓维权。再后来他在政府助理调研员的岗位上退休。但他退而不休，2014年，还看到75岁的他到乡镇领学“焦裕禄精神”。

　　2019年的一天晚上，一朋友向我打听谭庆云的近况及联系方式，原来他年轻时还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1978年中央批转湘乡县委为农民减负报告，他就是报告执笔者之一。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都来采访。我在《1978年：“真正有一种春天要来的感觉”》《1978·湘乡经验：万字报告开启全国农村减负大幕》等报道中见到了他的热血青春。

　　向党中央写这个万字报告，题材重大，提出的问题又十分尖锐，内容也写得相当具体。万一上面不认可，难道他就不怕犯错？

　　这一问，勾起了这位八旬老人对41年前那个春夜的回忆。他说：“那是1978年4月26日，我和湘潭地委政研科科长章彦武受命共同起草一个向党中央的报告。湘潭地委和湘乡县委领导要求我俩一定要准确、客观、实事求是地把湘乡农民负担情况及地县两级的决策和措施反映出来。”

　　两人深感肩上的压力和手中这支笔的重量。但1977年，湘乡全县农民平均口粮只有180公斤，全年平均收入64元，不少农民辛苦一年却成了“亏欠户”。谭庆云说：不把农民的这些苦水写出来，就有负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也对不住手中的这支笔。

　　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春夜，窗外静悄悄，偶尔有几声青蛙咕咕叫。两人埋头疾书，总想把最能表达农民实情的语言都写在纸上，越写心情越沉重，越写内心的担忧越多。在矛盾交错中，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夜。

　　1978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37号文件《关于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报告的批示》，要求全国各地认真学习、大力推广湘乡经验，切实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随即，全国各大报刊100多名记者云集湘乡采访。《人民日报》先后发表3篇社论，大力宣传推广“湘乡经验”。各省市纷纷前来湘乡取经。

　　当年9月中旬，谭庆云陪同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到北京新华社总社，送一组反映湘乡农民减轻负担后变化的图片资料。人民日报编辑部得知这一讯息后，立即向他发出邀请，请他第二天去人民日报社上课，讲一讲“湘乡经验”。他麻起胆子讲，谁知一讲就一个多小时。刚讲完，报社农村部李主任就对他说：你今天讲得太好了！你到这里多住几天，给我们弄个稿子出来。后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谭庆云近2000字的消息，标题是：《湘乡各行各业共同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同时配发了《落实湘乡经验要上下齐动》的社论。

　　谭庆云的稿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时间，正好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一个月。于是有人说：湘乡人牛啊，竟然参与推动了全国农村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