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崇岳

　　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知名度颇高的人物，有关他的逸闻轶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不仅因为他同名妓李师师曾结下不解之缘，从而成为骚人墨客吟咏的对象，而且也因为他风流倜傥，精通绘画，擅长书法，工于诗词，使他在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亡国之俘后，度过了八年铁窗生涯，受尽了凌辱和折磨，54岁时在北方边陲小镇——五国城结束了生命。这一段传奇式的经历，恐怕也是引起人们兴趣的一个原因。

　　宋徽宗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仅仅用“昏庸”二字形容他，似乎不尽贴切。北宋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金国铁骑频频南侵，终于导致社稷倾覆，江山易主，宋徽宗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把罪过全部算在他一人身上，那也不尽公允。

　　众所周知，北宋自真宗以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财政危机加深，宋朝的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有识之士为挽救危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从真宗时王禹偁的应诏上书，建言五事，仁宗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直到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等，都殚精竭虑想使宋王朝摆脱危机，重振雄风。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并未成功。

　　1100年，19岁的端王赵佶入继大统。主少国疑，权柄落在从来就反对新法的向太后手里，变法派雪上加霜，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次年正月，向太后病逝，宋徽宗始得亲政。经过这些折腾，北宋王朝已是每况愈下了。

　　平心而论，徽宗在即位之初，曾经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辉煌时期，清人王夫之曾说：“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试看他屡下求直言诏、窜逐奸佞、昭雪冤狱、察纳忠言，所有这些，都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赞誉。这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天子，此时还未被权臣所左右，还有一股振翮九天的雄心壮志。假如他能够持之以恒，假如他不受宵小们的包围，假如他能够汲取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的教训，北宋王朝也许可以中兴。

　　可惜的是，这段清明政治只是昙花一现，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时隔不久，徽宗便沉沦了。他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满目疮痍。

　　《宋史·徽宗本纪》在谈论北宋覆亡的原因时说：“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王夫之说，徽宗君臣“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这些评骘大体符合事实。

　　徽宗联金灭辽，本想大伸国威，谁知弄巧成拙，金国的铁骑却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北宋王朝。后世不少史学家对徽宗这一决策提出疑问，认为如不与金朝结盟，不纳叛将张觉，金军便没有理由南下，北宋便不会覆亡。其实，徽宗图谋恢复燕、云之举并无过错。自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与辽以来，中原王朝便丧失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长城，而自燕京至黄河之间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游牧民族很容易进入中原腹地。从周世宗柴荣以来，中原王朝便处心积虑地要夺回燕、云失地，以使本固邦宁，但是又都力不从心。“澶渊之盟”后，宋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给辽，庆历年间又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换得两下相安无事。尽管北宋又从对辽的榷场贸易中赚回了岁币，但向辽缴纳岁币这件事，毕竟使一个主权国家难堪，徽宗宁愿将给辽的岁币给金，也要把燕、云十六州置于自己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个设想还是值得嘉许的。

　　如果徽宗认真整军经武，事情并非没有转机。以财赋而言，徽宗虽然奢侈，还未至于像隋炀帝杨广那样用之如泥沙，尽天下财力以捍蔽北方，仍是绰绰有余。以兵力而论，北宋的士兵人数超过金方许多倍，以将相而言，张孝纯、张叔夜、张浚、赵鼎等俱已在位，韩世忠、岳飞、刘琦等或已身在行伍，或已崭露头角，如果用人得当，他们当可大展身手。但是徽宗、蔡京统治集团却派出了童贯、刘延庆等人。宋军以精锐之师去攻打如爝火之微、行将澌灭的契丹，犹不能稳操胜券，先是童贯败于白沟，接着是刘延庆、郭药师败于燕山，更不必说与士马精强的金军对垒了。

　　宋徽宗与李后主在才能、气质乃至结局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李后主除了诗词、书法外，对于治理国家一窍不通，让他当一国之主，实在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因此，南唐的覆亡在人们的预料之中，而赵佶的情况则不同。以他的才能，治理国家本可游刃有余，到头来却演绎了一出系颈牵羊、衔璧出降的悲剧，这个结局，是耐人寻味的。

　　（《宋徽宗》 任崇岳著 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