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

　　唐朝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具有非常宽广的胸怀，乐于接受外来影响，且能够对这些外来影响兼容并蓄，产生出新的文化。它并不只是一味地接受，同时也是一个大熔炉，把这些东西融会贯通，所以唐朝是非常具有国际号召力的。

　　唐太宗是一个金光闪闪的人物，非常了不起。他除了是一位伟大的皇帝，还是天可汗。他在贞观四年（630年）灭了东突厥，整个北面的游牧民族都归属唐朝管辖，这些人公推他为天可汗。所以对于唐朝来讲，他是皇帝；而对于整个周边民族，他是天可汗。

　　唐朝630年灭东突厥，658年灭西突厥，此后唐朝的疆域包括了今天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北（即北疆、南疆）、葱岭以西的吐火罗斯坦（即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北边的索格底亚那，就是粟特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波斯最东界的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是唐朝最西的一个羁縻州都督府，即波斯都督府。

　　唐朝用“羁縻州”的形式来管理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王统不断绝，都有国王，但同时又是唐朝羁縻州的官员，大的是都督，小的是刺史，足足一百多个。如此一来，从波斯以东都是归属唐朝的羁縻州。

　　唐太宗作为一个天可汗，可以直接下诏。这些国家的国王去世之后，要扶立新的国王时，必须由唐朝下册书，才是一位合法的国王。这就是所谓的“册封体制”。

　　唐朝又是一个律令制国家，它对这些地方有一套管理体制。比如打完西突厥，就会“开通道路，列置馆驿”。什么叫馆驿？唐制，每三十里立一个驿站。“非通途大道则曰馆”，如果不是很好走的地方，就立为馆。同时，驿和馆的设置与长城的烽燧线相符合，所以有烽有驿。

　　在唐朝的和平环境下，一两个商人就敢远行。我们在吐鲁番文书里经常看到一两个商人带着商队就敢走，因为他们是在唐朝统治的平稳安定的环境下行商，而非动乱的环境。通过这样一种中西交通的方式，唐朝把中亚、西亚、南亚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吸收融入到自己的文化母体中。

　　如果我们以长安为例，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学术界称之为“胡化”的现象。“胡化”其实是包括了物质文化各方面的，从生活器皿到生活方式。比如唐朝人建一个凉亭，采用西亚的一些方法，把水引到屋顶上去，再让水从亭檐上面洒落下来。夏季的长安是一个很闷热的地方，聪明的长安人就把西方的一些生活方式搬了进来。

　　又比如，中唐文人白居易喜欢住在帐篷里，他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一个帐篷，这是受游牧民族的影响。虽然“安史之乱”后，他在口头上极力反对胡化，但实际上自己有些生活方式已经胡化而无法改变了，包括各种食物，如胡饼、饮料等。

　　在服饰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唐朝人穿戴衣着受胡人的影响，比如半臂。女扮男装就是穿胡服，女孩子穿的所谓“男装”实际上就是紧身窄袖的胡装。此外还有很多技术、产品，都被胡人或汉商慢慢地带到中原来。

　　唐朝接受了“西方”的影响，重新制造出来一些物品，比如仿制棱角分明的金银器的器型，唐朝做成瓷器或铜器。这些东西到了长安、洛阳、成都等唐朝的大都会，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改造的大熔炉。

　　更明显的例证来自日本的正仓院。正仓院藏品是日本的遣唐使有目的地求取的一些东西，他们把唐朝的文化有计划地往回搬，经过很多年，这些物品都还保存得非常好。

　　我们可以通过正仓院来反观盛唐时期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其实是唐朝融会贯通各种文化以后生发出来的，看着是异域的东西，但也有唐朝的味道。当然除了正仓院，在中国各地分散出土的反映文化交融的东西也不少，包括敦煌藏经洞以及吐鲁番墓葬中的文物、壁画等。

　　（摘选自《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荣新江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