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仁恕

　　关于抗战时期的回忆，我从小到大，听过不少长辈的故事，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下三则。我将这三则故事按照时间发生的先后略述之。

　　第一则故事是苏州沦陷前后的个人历史记忆。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退休研究员、明清法制史权威学者张伟仁先生，他的童年是在苏州度过的。在抗战全面爆发、苏州将要沦陷之际，张老师随着父母亲避难到苏州城郊的乡村。他回忆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其一就是某日在城郊的河道上，目睹一幕凄惨的景象。原来是不知从何处漂来许多门板，门板上有一个半裸的孕妇尸体，肚子已遭剖开。然而，这还不是最凄惨的。接下来的几天，他又看到有位日本军人乘着小船，后面拖着许多门板，上面都是惨死的妇人。日本兵此举显然是来示威。他还说抗战期间有时必须到城里采买民生必需品，在苏州城内商业中心的观前街上，随处可见许多尸体。他觉得那时活得毫无尊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终于能吐出一口怨气，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第二则故事是发生在广东一个偏僻的县份兴宁县城。当时日军已经打通粤汉铁路与湘桂铁路的沿线，占领广州及附近重要的大城市，但兴宁县因为不是位居交通要道，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而逃过一劫。然而，这并不代表县城里的人就可安稳无忧。家父当时只是个初中生，就读于城郊的中学，他回忆起当时上课的气氛非常紧张，因为不时有日本的飞机从汕头的机场起飞来空袭县城及县城附近神光山的中国军队营房，所以往往上课到一半，听到空袭警报，就得紧急疏散。

　　第三则故事是听闻自本所老前辈、著名的近代中国史学者张朋园先生。他说抗战时他在贵阳，1944年底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已经攻占离贵阳仅有六十里的独山。当时人心惶惶，以为国家将亡，就连要逃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他还记得他的老师上课说：“即使国家亡了，你们还是要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我问老师见过日本兵吗？张老师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曾经看过受伤被俘的日本兵，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小孩子。

　　这三则亲自经历的回忆，反映了战时平民的生活，是逃难、躲避与努力生存；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是恐慌、紧张、无助与绝望。这些故事刺激了我撰写一本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呈现抗战历史专书的念头。

　　这本书写作的缘起，其实也是很偶然的。笔者的专业领域是明清社会经济史，虽然在服役期间因为接触军事历史档案而引发笔者的兴趣，撰写过一两篇抗战史的论文，但那只能算是玩票性质的习作，难登大雅之堂。一直要到受法国学者安克强教授的邀约，参加了他所主持的蒋经国基金会主题研究计划“动乱中的城市：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近代中国的城市生活”，才开启了我研究沦陷区城市生活的一扇窗。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本所的孙慧敏博士，因为她告知我本所收藏有抗战时期苏州的两份报纸。若是没有安克强教授的刺激与孙博士提供的史料，这本书根本无法问世。

　　过去笔者主要从事的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江南地区是很重要的研究重心，尤其苏州更是江南研究的核心。我对明清的苏州算是比较熟悉，当参加安克强教授的研究计划时，自然就选择以民国时期的苏州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这个过去被视为人间最富庶的天堂，在抗战时遭受摧残，已不再是过去的景象。当时的报刊文章已有人以“劫后天堂”为标题，描述沦陷后的苏州惨状。

　　或许有读者看到本书部分内容，尤其是提到苏州沦陷后的休闲服务业更盛于战前，会误以为笔者是企图为当时汪精卫伪政权翻案。笔者在此要特别声明，本书绝非为合理化汪伪政权或日本人统治沦陷区而作，其实最原始而单纯的动机只是想重新找寻历史的一个面向，也就是当时沦陷区的百姓如何度过那些年。

　　（《劫后“天堂”》 巫仁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