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我一直记得当年在我们初中的一次语文课上，老师突然讲起了刘绍棠：一个写运河岸边人家的天才作家。为什么说刘绍棠是天才呢？因为他读中学时语文课本里就选了他写的小说。

　　记住了刘绍棠这个名字，也就关注着到手的文学杂志，寻找着这个名字。1980年前后，也就是我从初中到高中的那几年，我看得最多的就是《小说月报》。学校里一位数学老师订了《小说月报》，她知道我喜欢文学，每期杂志她读后就到我们班里找我，把杂志送给我读。

　　那个时期，我的阅读是不加选择的，逮到就读。语文课本里的鲁迅、茅盾、峻青等的作品，提供了一个阅读选择;而各种新版的现代作家作品和新中国五十年代的名作如《青春之歌》《苦菜花》《战斗的青春》等也在重新出版，再加上“伤痕小说”开启的新时期文学，犹如几股不同的洪水突然合流奔腾到眼前。

　　几年过去，这种混杂的阅读才渐渐有了清晰的选择，从自己的阅读兴趣出发，从“权威”的判断出发。当时，我盯着的就是每年一本的全国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选。从1979年到1988年，那十年，每年的获奖作品选成了我阅读当年小说的依据。有一年见到一本厚厚的《小说拾珠》，也才醒悟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优秀小说没有获奖。这种选集到了1989年戛然而止，再往后，各种小说年选就多了起来，但显然和那十年的获奖小说选集有了不同的遴选标准。

　　1980年至今已四十年过去，转眼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成为历史。之所以想到了这些，是因为案边有本《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史论》。这部书，勾起的多是我阅读新时期小说的印象和记忆。

　　该书所关注梳理的是“新时期”小说的复杂状貌，感受“新时期”小说有血有肉的、丰满健壮的、富有魅力的躯体，梳理新时期的文学潮流，例如“伤痕”“反思”“寻根”“新写实”“现代主义”等文学群体与个体风格上的差异与现象。

　　在作者看来，“新时期”小说史上，必将留下一批优秀作家的名字，如王蒙、汪曾祺、阿城、苏童、余华等。

　　如果说《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史论》是从整体上剖析四十年来的当代小说，那么张元珂的《韩东论》和项静的《韩少功论》则是对新时期文学两个标本的解剖。

　　项静在《韩少功论》前言里说：她之所以选择韩少功，是因为生于1953年的韩少功，经历了特殊岁月里的“上山下乡”，持续不断地把自己生命经验和历史记忆作为塑造理想世界的资源。

　　项静说，韩少功从“寻根”文学，就开始了对自己生活经验的深度凝视，熔铸出了九十年代的一系列散文随笔和《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记》这样具有探索性的作品。

　　在《韩东论》作者张元珂眼里，韩东是新时期以来不多见的横跨多时期、多领域、多文类写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多面手。韩东的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散文、电影、话剧等领域。韩东在1980年代前期的出场，快速扬名，既是“新时期文学”内在律强力规约与自动筛选的必然产物，也是天时（社会文化的大变革）、地利（深处西安、南京等中国文化中心，拥有便利的诗歌发表渠道）、人和（作家本人的文学天赋，哲学功底，对语言的敏感，以及对时代的聪敏体悟，等等）共同发力的结果。

　　张元珂说，作为当代诗人，韩东是自1990年代以来三十多年间新诗写作群体中最具持续力最具诗学品质、写作最接近母语本体的代表诗人之一。韩东也写小说，近年来，韩东陆续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舞台剧，还尝试话剧创作，其在小说、电影、话剧界的跨体实践，也是一个典范个案。

　　至今四十多年的新时期文学，从作家到作品，蔚为大观。但对我个人的阅读有纪念意义的却只有几本书，譬如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邓友梅的《烟壶》、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