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明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照相史——读《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心里忽地蹦出这样一句话。

    人有爱好，并能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发挥这爱好，是愉快的事。我多年从事与影像有关的工作，直到编辑出版《老照片》，算是大大过了一把瘾；并因之结交了许多摄影人。其中，晋永权是我知道得比较早、相识却比较晚的一位特别的影像专家。2006年，我在三联书店工作，他的《出三峡记》在我店出版。书中以文字和影像并行的形式，力图通过记录和展示一个个三峡移民和家庭相同又不同的经历，把整个大迁徙立体地呈现出来。从此我记住了晋永权。

    说他特别，是因为从书中看，他与我以往了解的大多数摄影人不同。比如，面对影像，喜欢胡思乱想，还有些多愁善感。他不是技术型的摄影匠，也不是以忠实记录社会和历史为最高追求的摄影家，而是一位身在摄影中又在摄影之外的研究者。他总是跨界，把影像学与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联系起来分析、考证，发掘出与影像有关却又超出影像的新角度、新思维。

    几年之后，晋永权推出了新作《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的中国摄影争辩》，书名红底黄字，上面一行小字写着：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

    从2006年，到2009年，再到2018年，与《出三峡记》《红旗照相馆》密切相关的晋永权的朋友和同事中，起码有八九位也是我的同事或朋友，但我俩硬是没见过面。直到中国摄影书榜评选和这部《佚名照》，一次偶然也不算偶然的机会，我们才相识。

    《佚名照》这部书稿的材料，是他二十年来购买于旧书、旧货市场的数千张不知像主的相片，其最大特点就是驳杂、无序。累积、编织起来已属不易，还要通过它们去研究中国摄影史中从来没人关注的部分——平民百姓的日常拍照行为，这是一项开荒性工作。

    名与实似乎是晋永权一直特别关心的问题。而这一次，他以从未下过的苦功，来解读数千张“佚名照”。饶有意味的是，他认为，正因没有被拍摄者、拍摄者和持有者的名字，也没有相片内容的明确信息，所以才能进入一种别样的解读：佚名照摆脱了当事者，从而为基于影像本身分析、判断，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大量个案的集中归类进行整体观照提供了可能。

    他的这一说法给我以启发。过去我曾强调，老照片如果没有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信息，就只是一些形象资料，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现在看来，我偏颇了。

    那么，整体观照，观照什么？他论断：看似杂乱无序的日常生活照片，实则有着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它们无不是建构的产物，无不遵从于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他坦承：这本书是十年前那本书（《红旗照相馆》）的姊妹篇，探讨的话题十分不同，又十分相关，对照阅读可对理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摄影（照相）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形成的关系，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

    的确，在《佚名照》中我看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力劳动者到文化人，从平民到军人，从男人到女人，从孩童到老人，从50年代到80年代……完全不同的芸芸众生，在面对照相机时，却表现出非常一致的东西：时代之色，时代之光，以及表演性、模仿性、符号性。表现什么？追慕什么？什么符号？单用语词说不清楚。晋永权通过对成百上千的相片分类和比对（互图性）得出多层次、有见地的答案，堪称一部中国百姓照相史稿。

    （《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 晋永权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前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