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
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一名传奇的湘西“乡下人”，沈从文以《边城》《长河》等著名文学作品享誉世界。而这，仅是他人生的前半程成就。
在1949年开始的后半生旅程中，他在生命深沉的孤寂里从事着诸多类别的杂文物论述，他所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更具有学科开创意义，是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奠基性成果。
“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他说。他把自己放进了悠久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之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并进而暗中认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
转身
“一个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北平解放后，沈从文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又紧张的关系，精神上遭遇了极大的困扰，由此决定在文学上搁笔。
他给表侄黄永玉写信，谈到为自己寻找的一点出路——投身杂文物研究。“我现在，改用二十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部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与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他在《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中回顾自己的选择时说，教书，有的是教授，而他自言“落后”，把自己的知识观念认定为“发霉的东西”，认为不再适合向学生们灌输、误人子弟。既然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文学要求而放弃了写作，那么在历史博物馆研究古物，就是他的新职业选择。
他还发下宏愿，要以此来为人民服务，给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经历，预备陆续把陶瓷史、漆工艺史、丝织物、家具等等一样样做下去。
1949年8月，从精神崩溃中重新找到方向的沈从文离开北京大学国文系，由郑振铎介绍，转入北平历史博物馆（即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他在博物馆陈列部内容组工作，日常工作为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抄写文物卡片、布置陈列室和数上万的钱币。
从一个行业转身入另一个行业，当然不可能如抬脚般简单。他无从受到严格的美术训练，但对于文物研究，尤其是工艺美术研究，他已有相当的积累。
“认识我自己生命，是从音乐而来；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早年在湘西当兵时，这个收入微薄的小兵的包袱中总是置放着一份“动人的产业”——值6块钱的《云麾碑》、值5块钱的《圣教序》、值2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
后来，他到地方长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员。陈渠珍的个人收藏给了他对于文物的鉴赏机会——“房中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无事可做时，沈从文就把旧画一轴轴取出欣赏、辨识铜器。这段时间的生活，让他这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从湘西到北平后，他摸索读书大多也与历史、文物、美术相关。当时，他住在琉璃厂附近，见到了不少从故宫中流散而出的文物。
在以手中一支笔打开局面，有了一定收入之后，沈从文开始主动收集文物。汪曾祺回忆：“他一度专门搜集青花瓷。买到手，过一阵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沈先生对陶瓷赏鉴极精，一眼就知是什么朝代的。一个朋友送我一个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给他看，他说：‘元朝东西，民间窑！’有一阵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
沈从文买文物不为占有。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书时，他搜集了一阵耿马漆盒，这种漆盒也都陆续送人了。“客人来，坐一阵，临走时大都能带走一个漆盒。”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可以对着一块少数民族的挑花布图案，和友人一起赞叹一个晚上。
沈从文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别捐给了几个博物馆、工艺美术院校和工艺美术工厂。在纪念沈从文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者重新梳理了沈从文1949年8月—1978年3月在国博工作30年间的资料。资料显示，1958年7月，他就连续捐赠了清代嘉庆豆绿釉碗、清代仿成化青花网纹梅花碗、清代雍正青花蝴蝶纹盘，以及清代乾隆釉里红缠枝莲纹八棱盒；1961年7月18日又捐赠明代竹纸，1975年7月28日捐《明代阿房宫图卷》。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账本看，沈从文先后捐献各类文物156件，其中目前已经定级的三级文物达90件。经专家评估，他捐献的文物，按照目前市场价应不低于10亿元。
“杂货铺”
在决定“转身”之时，沈从文便预见到这件事的“费力难见好，且得极大热忱和广泛兴趣方做得了的”。但他笃定自己研究方法的价值——能够不受旧影响，而用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的，“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
1952年7月，沈从文和傅振伦、姚鉴等5人成为历史博物馆首批文物收购组成员。沈从文1978年5月在给胡乔木信中说，仅在1952年前后约40天，他“一共大约看了八九十家大小文物商店，经手过眼了大几十万各种各样文物”。
正如他经年的积累与收藏，沈从文主要关注的不是金石字画，而是喜欢一些民间的、日常器物——“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称自己的研究为“杂文物”研究，即物质文化史研究。在这些杂文物中，沈从文看到的，是“真的历史”——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物产、劳动、创造。这也是沈从文生命中的另一条“长河”，里面保留着的，亦是人的创造、人性的美与力量。
然而，并非科班出身的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最初十年并不受重视，他只是一个坐在过道的“临时工”，拿不到必需的办公材料，被嘲弄为“外行”。他的杂文物被认为是开“杂货铺”，一直得不到重视。20世纪50年代时，历史博物馆内部举行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展出的就包括他买来的种种“废品”。沈从文同事李之檀回忆，有时收购的文物，比如扇子、衣物、酒杯、茶杯等日常用品，馆里感到不需要，他便自掏腰包，或自己收藏或送给其他单位。
“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为正统专家学人始终不屑过问，我却完全像个旧北京收拾破衣烂衫的老乞婆，看的十分认真，学下去。”沈从文依然固我，他甚至对比了物质文化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这比写点散文短篇故事，实在难得多，作用也大得多，要人肯担当下去。”他在1968年《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博物馆》中写道：“我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我不是想做专家的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破除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性迷信。”
尽管笃信杂文物研究的价值，但在博物馆被冷待依然让他感到生命的寂寞。“在博物馆二年，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而他自己，有时沉浸其中，欲罢不能，“几千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尽在脑子中转”。有时又因不被理解，不免感到异常沮丧：“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自告奋勇充当讲解员。在陈列室中，和一群群陌生观众一同看文物时，给了他在漫长的寂然岁月中以极大安慰。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凡事感到惊讶的学戏曲的女孩子，乡村干部，城市中长大的大学生，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老大娘，壮壮实实的军官，美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听完讲解派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在“生命极端枯寂痛苦”的时期，“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都一例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很离奇，即我的存在，却只是那么一种综合。一种如此相互渗透而又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事物。”
1951年，沈从文给一位青年记者写信，记录了他在博物馆工作的感受：“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着暮色四合的北京城的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
一位大作家、学者充当讲解员，不免让他的不少朋友和学生感到心酸、委屈。但沈从文研究者、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却认为，这可能是沈从文那段人生中最为放松、活跃的时候。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当时能听到沈从文的讲解，也是人生中的一次“奇遇”。1953年7月，从朝鲜战场休假回国的战士王㐨到博物馆参观。沈从文相约给他做讲解，花了一个星期才讲完展览。1958年，王㐨复员回国，在沈从文的建议下进入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成为沈从文文物研究的重要助手。同样受到沈从文影响的还有王亚蓉和孙机。他们后来都成了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的大家。
方法论
1960年初，沈从文开始实施服装史研究，全凭一己之力，艰难前行。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起，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周恩来提出可以编纂一本关于历代服装图录，作为送给国宾的礼物。1964年初，《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编写工作全面展开。沈从文作为主编，提出具体图版目录，在摹绘工作进行的同时，撰写文字说明。这本中国服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前后耗费多病缠身的沈从文8个月心血，它对中国历代服饰问题进行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然而就在即将印刷开印之际，因为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批评意见，这本书的出版就此搁浅。
“文革”初期，沈从文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1969年11月，沈从文下放到湖北咸宁。在咸宁，他还有太多计划要完成：“把廿万字服饰说明抄一份出来，多留份底子”“把准备改写的《丝绸艺术史》《漆工业史》和《服饰资料说明》改正稿抄出来”……手边没有任何资料，他依然凭借记忆写出了《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谈车乘》《谈辇舆》《朱画云气棺》……在博物馆当解说员多年，展柜里的器物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他依照博物馆的陈列，一个展柜一个展柜地写去。
1978年3月，沈从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该所建立服饰史研究室，沈从文任主任。1981年，因故一度搁置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巨著，终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他的服饰研究名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标志着服饰史乃至整个物质文化史开始形成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学科方向，同时也在文字史料占据历史研究主流的时代，以大量图片直观明白地展现古代服饰的流变，开启了形象史学的先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表示。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以一己经验提出“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显示出其独特的成就。在历史博物馆，他接触了大量文物实物。写文物标签时，对文物的外貌特征、风尚习俗、纹饰特色、笔调风格观察入微，以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进行研究。考古专家毕德广说，沈从文常用的“图文互证”方法研究文物，以实物为史料，或补充史籍不足，或纠正文献谬误，或与文献互证阐发。图文互证之外，他还钻研事物之间更为广阔的联系，展现了古人驳杂而丰富的生活、爱美的人性。
1980年，沈从文夫妇在美国交流，到15所大学进行了23场演讲。他的演讲，按场次来说，一半是讲文学，只限于20世纪二十年代；一半是讲文物，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他更愿意讲文物，为此精心准备了大量的幻灯片。
“对我来说，进了历史博物馆，能够坚持30年，这是一个机会，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所谓《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现在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的宝藏。”在讲演中，他特别强调博物馆这个平台的价值：“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