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京华

　　鲁迅与日本渊源深厚，这不仅是指他有六年之久的留日经历，且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其思想的定型和文学理念的生成，包括后来他与日本各界种种或深或浅的交往关系，还意味着日本人对这位特异的中国文人有着长期持续的关注，并在特定的时期里使其成为本国思想论坛的一个焦点，从而激发了几代知识者的观念想象力。

　　“鲁迅与日本”这一议题是个双向流动的关系结构，包含着鲁迅生前对日本的深深介入和死后日本人对他的诚挚接受。这本身构成了一个不同民族间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典型案例，其传播的外在条件和接受的内在动因都值得关注。在我看来，这同时也映现出一段中日思想文化间特殊的东亚同时代史，它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鲁迅及中国革命的20世纪史，以及战后日本的思想历程，同样重要。

　　“二战”后日本知识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鲁迅逝世逢十纪念的传统。

　　首先，1946年，思想家竹内好发出第一声纪念——《关于鲁迅的死》，并通过后续文章《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等将民族独立和主体建构的问题推向思想界，而历史学家石母田正《关于母亲的信——致鲁迅与徐南麟》则进一步把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引入研究，由此提出重构日本史的亚洲视角。

　　其次，1956年文学家中野重治《某一侧面》及其前后的纪念文章，对如何在贯穿日本近代文学史的“政治与文学”关系论争结构中讨论鲁迅文学的人性基调和高度政治性特征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文化评论家竹内芳郎又将“政治与文学”关系转换成“革命与文学”问题而使讨论得以深化。

　　第三，1966年正处在全球爆发反越战抗议、社会政治运动达到高潮而“68年革命” 即学生造反运动山雨欲来之际，由引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新日本文学会主办的“鲁迅与当代”系列演讲，将思考带入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等当代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中来；戏剧家花田清辉则将这些议题转换成文学的现代与“超现代”（反现代或后现代）问题，用荒诞派手法成功改编《故事新编》而对鲁迅文学提出了独特阐释。

　　第四，1976年，随着日本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和激进政治季节的结束，思想论坛上内涵丰富的鲁迅论也迎来落幕时刻，新锐出版机构青土社的杂志《Eureka诗与批评》推出名为“鲁迅：东洋思维的复权”的大型特辑，在中日文学同时代的总题目下展开讨论，这仿佛是战后民主主义时代“落幕”前一个意味深长的纪念。

　　对于一位当代的外国作家要逢十纪念，的确是一个罕见的事态。这或许就是日本知识者在战后将鲁迅推向思想论坛中心的方式之一。因此在这里，我以上述战后三十年间思想论坛上被言说的鲁迅为观察对象，通过整理和辨析逢十纪念的日本各领域知识者的相关论述，尽力挖掘其问题意识背后的思想史脉络及其前后的逻辑关联，以复原活跃于战后日本思想论坛中的那个鲁迅。

　　当然，这些纪念活动并不能反映战后日本人对鲁迅思考的全部，也不是日本知识者将鲁迅推向思想论坛中心的唯一方式，但这个系列纪念活动还是能够大致呈现社会变迁导致的思想主题和问题意识的演进路线。而在这个日本战后思想主题的系列演进中，有中国作家鲁迅的深深介入。

　　（摘选自《活在日本的鲁迅》  赵京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