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灿兴

　　李隆基时期，为了应对边疆战事，特意设置了九节度使，其中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皆归于安禄山之手。李隆基对安禄山信任至极，其原因也颇为复杂。

　　后人常云，唐代的文明是开放的文明，这种开放乃是中原文明对游牧文明（胡文化）的开放。唐代的文明正是在魏晋以降汉胡文化融合的基础上而获得蓬勃生机的。安禄山是游牧文明的代表人物，李隆基对其敞开大门，热烈欢迎，不断加以拔擢。当然，李隆基宠信安禄山，不单单是看重他所谓的忠心和单纯，更重要的是，他想借助安禄山的胡人背景与军事实力稳固东北边疆，同时牵制西北各镇的军事力量。

　　就安禄山而言，他对大唐和李隆基是颇有感情的。他曾使出全力搜罗异域奇珍讨好皇帝，甚至拜杨贵妃为“阿娘”。他也曾不断出兵塞外，想要立下军功博取皇帝欢颜。君臣二人相交欢愉，禄山之宠，益固不摇。可最终安禄山还是反了，他为什么要谋反？

　　不同种族、文化的冲突并不是安禄山谋反的根本原因，在安禄山反叛之后，仍有大量胡人效忠唐廷，如哥舒翰、仆固怀恩；此时，也有相当数量的汉人效忠安禄山，如严庄、高尚。安禄山的部属主要来自靺鞨、匈奴、契丹、奚等各部，当然汉人也被大用。他们经由安禄山提拔任用而获得高位，早已与安禄山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集团。

　　他之谋反，是权力与野心迸发的结果。随着利益集团的壮大，安禄山的权力与野心也在逐渐膨胀，哪怕他不想造反，他身边的一群谋士良将也已是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地要争雄天下。在当时的情势下，安禄山内部希望他反叛，唐廷内部如杨国忠等人也希望他造反。杨国忠不过中人之资，能居高位是因为皇帝宠爱杨贵妃，连带着让杨家富贵起来。杨国忠为得皇帝专宠曾使尽手段，他希望安禄山造反，然后再以雷霆手段加以铲除。

　　安禄山发动兵变之后，将游牧民族的战斗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批虎狼之将带领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对安禄山而言，战争就是单纯的战争，没有太多政治斗争的羁绊。而此时唐廷内部却陷入权力恶斗之中，是故初期节节败退。至放弃长安、逃至马嵬驿时，唐廷内部的权力冲突再也无法掩盖。太子一派联合宫中宦官发动兵变，诛杀杨国忠，逼死杨贵妃。此后太子李亨率部出奔灵武，登基称帝。也正是在灵武，李亨脱离太上皇李隆基后，重新打造了战争机器，此后形势逆转，唐军开始不断收复失地，安禄山、史思明集团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安史之乱是一场残酷血腥的战争。在经历漫长的战事之后，安史之乱在名义上告终，但其全面深刻地改变了大唐的政治、军事、地缘格局。从政治上而言，皇权开始弱化，宦官权力、地位上升，乃至可操控朝政、废立皇帝。如代宗李豫由宦官拥立登基，顺宗李诵被宦官逼迫退位，宪宗李纯被宦官所杀，穆宗李恒由宦官拥立登基，宦官为患剧烈，史上罕见。从军事上而言，战乱之后，各地军阀割据，河朔诸镇拥兵自重，彼此厮杀争雄。军阀田承嗣更丝毫不把唐廷放在眼里，乃至敢为安禄山、史思明立祠祭祀。从地缘格局上而言，由于内战牵涉，唐廷放弃了安西等地，在战略上处于收缩状态，广阔的中亚地区此后与儒家文明绝缘，其影响直至今日。

　　安史之乱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的走向。钱穆认为：“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一个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捩。”长期战乱导致北方生产力大受破坏，大批北方民众四处流徙。而由于许远、张巡死守睢阳，使安禄山一直未能南下，南方得以保全，生产力未受破坏。未被战火燃及的南方成为北方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不但为南方带来了大量宝贵的劳动力，也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南方，使江南的经济日益发达，并最终凌驾于北方之上。随着南方经济的不断发展，南方与北方的差异越来越大，最终通过中央王朝的调控和运河资源的调配，以及儒家思想的同化才融合在一起。

　　不独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安史之乱还导致了长安、洛阳的衰落，中原王朝的政治重心也开始转移，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王朝均不再定都于长安、洛阳。

　　（《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袁灿兴 著  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