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童年时不喜欢听故事的人，极少。

　　在中国古代，皇族的后裔基本是听不到故事的。一个孩子一旦被确立为第一皇权接班人，那么他就被专门的教育“管道”和方法框入了。在那种“管道”里没有故事，只有大人们希望他们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但此种示范若成为一个国家学龄前教育的圭臬，对整个国家是不幸的。

　　《红楼梦》中有一个情节是——宝玉因偷看闲书而误了“家学”作业，受到惩罚。可以想见，宝玉的童年是不大听得到什么故事的。他是贵族子弟，对他所进行的教育也是以贵族对后裔的教育为圭臬的。进而言之，一切希望自己的子弟有出息的贵族之家、商贾之家、书香之家乃至平民之家，都是那么对子弟进行教育的。教育目的也只有一个——使子弟们成为“服官政”的人。

　　这种教育，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符合皇权要求的“干部”，另一方面使国家产生了一批批能诗善赋，个个堪称语言大师的诗人，于是中国的诗词成果丰富。

　　而这对古代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深刻反思——自然科学几乎停止了发展，现代哲学毫无建树，工业创造力远远落后于别国。

　　所以，我们得到的具有教训性的答案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不喜欢听故事的儿童多了，肯定的，绝不是好事。

　　接着说人和书的关系——喜欢听故事的学龄前儿童识字以后，会本能地找书来看，于是人类的社会就产生了“小人书”。“小人书”是特中国的说法，外国的说法是童话书，意为用儿童话讲给儿童听的故事书。“小人书”也罢，“童话书”也罢，都是大人们的文化给予现象。大人们的给予，也是社会的给予，这是人类社会特高级的现象。从本质上看，却并非唯人类才有的代际现象，在具有族群依属本能和社会性的动物之间，类似的代际责任表现得不亚于人类——如在象群、猩猩、狒狒、猴和非洲鬣狗的家族以及雁、天鹅、企鹅们的“社会”中，代际间的族群规矩和生存经验的“教育”之道，亦每令人类感动和叹服。只不过在人类看来，它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不具有文化性。

　　民国前的中国，有蒙学书，没有以插图为主的“小人书”。《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一类蒙学书，以文为主，故事基本是典故，侧重知识灌输和品德教化，忽视满足孩子们对童话故事的兴趣。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及《山海经》中的某些内容，便是那时孩子们所能听到的故事了。《海的女儿》《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狐狸列那》之类童话，在民国前的中国是不曾产生的。

　　“小人书”并不就是连环画的民间说法。在中国，“小人书”曾专指给小孩子看的书。民国前的中国虽已早有绘本小说，却还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连环画。其1930年前后才在上海逐渐出现。所以，上海，对此后的中国孩子们是有特殊贡献的。连环画产生后，“小人书”和连环画，开始混为一谈了。

　　从内容比例上讲，连环画的成人故事比儿童故事多得多。也可以说，连环画并不是专为儿童出版的书籍，它事实上更获得了青少年的欢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们，当年都很重视连环画对青少年们的文化影响，曾同心同德地为当地的青少年们选编适合于出版为连环画的中国故事。

　　一个孩子成了小学四五年级学生，其阅读兴趣会大大提升。于是，连环画成为他们与书籍产生亲密关系的媒介。他们会主动寻找连环画看。他们已不再仅仅是喜欢听故事的“小人儿”，也是喜欢“看故事”的未来的“读书种子”了。

　　（摘选自《那些岁月……》 梁晓声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