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青

　　“高山仰止”，读季羡林先生的文和见季羡林先生的人，每每跳到我眼前的，就是这样的四个字。

　　以前，没有见过季羡林，仅是听起季羡林先生的名字，心中就油然而生一种崇敬心情，因为知道他是东方文化的学者，是一代鸿儒。后来，有了幸运的机会，能够和季先生近距离接触，又有幸成为季羡林先生的晚辈朋友，这种崇敬之情更是有增无减。当然，那时并没有产生过要写季先生传记的想法，因为我知道，虽和季先生同为山东人，先生却是鲁殿灵光，高不可攀。而实际与季先生接近起来，他又是那样的温良厚朴。

　　季先生感人的形象第一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评奖的时候。季先生是文学组的负责人，我是工作人员。那一年的工作很紧张，评委们只能将就着在小饭店里吃饭。吃饭的时候，季先生在拥挤的座位里举手向我“请示”，我忙问什么事情，季先生微笑着说：“可不可以喝一杯啤酒？”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先生的幽默和纯朴给逗笑了。那一年，季先生已是82岁的高龄了，但他给我们的印象却是那样的健康、幽默、平易近人。

　　没有几天，先生就把我们工作人员的名字都记熟了，还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好和特点。当先生得知我在工作之余还坚持写作时，就要我送他一本自己写的书，并鼓励我最好再读一个博士。我当然不好意思把自己的雕虫小技拿去打扰先生。事隔两年，到第二届图书奖评奖时，季先生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要那本小书。此时，季先生已成了我们的大朋友，我们有什么话甚至各个学科的疑难问题，都愿意找季先生求解。

　　在写先生的传记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先生与我们一起工作和交往的这几年，正是他个人生活最为痛苦的几年。他先后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和老伴，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先生精神上的沉郁和悲观，他热情地参加所有的社会工作，健朗地与年轻人交往。他继续在学术的田野里耕耘，同时也写出了充满深情的怀念亲人的文章。他是把悲伤留给了自己，在深夜里独自咀嚼。当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再回头看那个时候的季羡林先生，便更觉得先生如同超人，既具有强大的抑制力，又情感深沉、慈悲为怀。

　　后来，家乡一家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季羡林先生的传记，凭着一股热情和对季先生的崇敬，我不假思索地应承下来。但当我稍微浏览了先生的学术宫殿后，我有点想退却了。我只能在这座巨大的学术宫殿门前流连忘返敬而仰之，却没有走进去的勇气和能力。我去见先生，对他说，是不是我没有能力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先生却笑了。他平和地对我说，你是作家，作家写传记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先生只一句话，便给了我莫大的勇气。是的，我想，写先生的传记，无论如何我是没有资格和能力的。因为我不具备写先生的学术基础和能力。但先生的人格魅力却是应该写出来的。只有这样想，我才有勇气坚持写下来，才有勇气去做完一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传记虽然写完了，但离把先生的宏伟业绩、雍容大雅记录下来还差很远。自然，在写作当中，我自己也经历了一个精神淬炼的过程。先生那种对事业的一丝不苟，对人生风雨的淡然若定，对国事家事的厚朴、豁达，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的精神世界。

　　在写作时，有过一次与先生一起开会的机会。那时季先生刚刚做了眼疾手术，身体十分虚弱。他应我的请求，每天早晨5点半开始接受我的采访。因为他白天实在太忙了。每天早晨我去接先生到楼下边散步边采访时，先生都早已端坐在那里，桌上摆着整齐的稿纸和放大镜，他已经工作了两个小时了。这种早晨随着太阳的升起而工作的方式先生坚持了一生，就是他住进医院，他还是坚持这样的治学习惯，这也是他一生著作等身的原因之一。

　　从认识季羡林先生起，我们每年都会坚持去看望先生。2005年春天，我们中的一位同志在梦中梦到与季先生聊天，便有些担心，连忙打电话去问讯先生的身体状况。先生笑着说，他这几天正在惦记着我们呢。他说今年是双年，搞出版的那些同志又该忙了，因为双年是进行国家图书奖评奖的年份。我们听了感动至极。

　　我觉得，因写这一本传记而接近了先生是幸运的；因写完了这本传记而了解了先生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又是获益匪浅的。东方文化能够延续几千年而至今魅力不衰，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代代弘扬东方文化精髓的优秀的知识分子。

　　（《独坐听风：季羡林的精神世界》 于青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