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光明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回味的地方，一方可以慢游细品的市井，一册需要再三翻读的史书。龙溪口，提起名字，因为太平常，不大引人注意，如湘西村野的萝卜白菜。虽在湖南人头形版图鼻梁上，似乎离眼很近，却看不真切，那伴着山水起伏的气息，时不时吹来，让人心动神往。
每次到龙溪口，如见一位久违的老朋友，期许中又有些踌躇。虽然都是我去看他，却觉得是他要看我，知道我念叨他，于是从山水岁月里出来，在㵲水与龙溪交汇处,那个老旧码头、青石街口等着，一圈独特的气场，有几分神秘，使人兴奋，引人遐思，不由得就跟着去穿街走巷，访古寻幽。
最早见到龙溪，是唐诗里的一个侧影，从诗家天子王昌龄的笔下，远远的一瞥。“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送崔参军往龙溪》），把龙溪描得月满秋山，诗情画意。龙溪是沅江上游㵲水的支流，龙溪口在当时夜郎县境。天宝元年唐玄宗改州为郡，业州因龙溪而名龙溪郡，这里是龙溪郡治所在。崔参军名不见史传，应是去龙溪郡做太守僚佐的。王昌龄为他送行，荒野溪河流入了唐诗，为后人标出一条诗性温情的龙溪。
龙溪口是㵲水和龙溪相汇的产物。当千年后真实出现在我眼前，也是暮夜时分，孤山仍旧在，秋月无处寻。㵲水两岸的万家灯火，燃亮了随炊烟升起的家的情怀，江面荡漾的灯影，追着晚归的渔船，摇动淼淼乡愁，依稀还是晃州八景“龙市晚归”的景象。往昔的码头一阶一阶踏上如今的城头，留下一路晴雨霜雪，一串如烟故事。
印象中，龙溪口低调，不张扬，他有过龙溪郡的华冠，但知之者不多，总被夜郎县盖过名头。李白写诗寄王昌龄，心中的地理坐标即“夜郎西”。有人说李白此诗一语成谶，为他后来获罪流放夜郎埋下了伏笔。秦汉以来，沅江㵲水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去往大西南的一条交通孔道。史载，战国后期楚将庄蹻也是走这里，攻黔取滇。李白流放夜郎，到没到过龙溪口，史书无记载，李白自己也没说。这里流传着李白在镇江阁借酒浇愁瞰江望月的故事，后来西南联大旅行团的师生还在阁中发现李白读书台。龙溪口知足，因为李白对王昌龄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看，诗仙的愁心与诗情都到了，大唐河山有此待遇的不多。龙溪口的明月一如盛唐，月下是诗意连绵的五溪山水、夜郎人家。
龙溪口又叫龙溪古镇，现在只是新晃县城的一部分，布满沧桑皱纹，与新城隔江相望。不管历史沿革如何变迁，夜郎故地的胎记没被时光磨洗去。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因而题词：楚尾黔首夜郎根。费孝通先生题词的文化自觉源于哪里？龙溪口自有回答。
神秘的夜郎古国，西汉以后便淹没在历史深处。夜郎故地早已换了人间，历史须根却还在。在这里，夜郎文化与荆楚文化碰撞，侗族文化与巫傩文化交融，稻作文化与商旅文化合璧，唐宋文气与五溪豪气交响，多样性的文化在天地岁月的大鼎锅里熬煮，形成了龙溪口独特的风景风物，气韵气场。说龙溪口是新晃的历史文化名片，毫不夸张。
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别处不多见。这里，既可见侗族传统的吊脚楼，更多是下江风格的明清建筑，会馆商铺，书院公栈，大宅高门，窨子屋鳞次栉比，高檐翘角，粉墙幽窗，述说着昔日繁华，让人恍觉不是身在侗乡。
在这里，你会邂逅一台傩戏，便读出一组侗文化与夜郎文化、巫傩文化交织的文化密码。傩戏是“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当 “咚咚喹”的锣鼓声中，巫师走着三角步跳跃而来，浓烈的巫风侗俗、夜郎原始祭祀的遗韵如轻烟般拂过。
小而美，这是沈从文的印象，是龙溪口的真历史，真性情。行走青石板街巷，无一般市街的喧嚣。如沈从文描绘的，“爱热闹必觉得太不热闹，爱孤僻又必觉得不够孤僻”。沈从文1934年从芷江到新晃，他眼里满是 㵲水和龙溪口的美，心里揣着对古夜郎的追念，“小小的红色山头一个接连一个，一条河水弯弯曲曲的流去，山水相互拥抱，气象格局小而美”。明清时龙溪口就远近闻名，是与西南贸易物流的重要集散地，与洪江、沅陵并称为沅水三大码头。“湖南境内的沅水到此为止”，于是，沈从文把龙溪口放在沅水上游几个县份中压轴。
沈从文觉得“太不热闹”的龙溪口，在他走后不几年，成了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史的一个热点。
党史记住了1936年1月的龙溪口，红二、六军团长征在这里留下了脚印。古镇的古色古香里，能看到时光里的红色，闻到远去的硝烟。在正街“春和瑞”商号楼上，贺龙、任弼时召开了“龙溪口会议”，指挥便水战役，打击和摆脱了尾追之敌，踏上了长征路。人们至今传颂红军打土豪劣绅，宣传发动群众，贺龙访贫问苦，做开明商绅和侗族地方实力派人物统战工作的故事。200多名贫苦青年参加红军，红旗红星染红了龙溪口。
走进福寿街窄窄的巷道，想不到，一座叫临阳公栈的窨子屋门庭后，藏着一片“人间四月天”，映亮了人的眼，林徽因汉白玉雕像端坐着，若有所思，一身诗意。1937年12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携母亲和一双儿女启程前往昆明西南联大，因病停留治疗，在此寓居半月。厅堂两边一副楹联：“浮生若寄谁非梦，到处能安即是家。”本是清人孙将鸣为福建资国寺所题，房主人移用于此，似也贴切，恰是战火乱世中羸弱文人的心境写照。
林徽因、梁思成过龙溪口，是史称“联大文化长征”的前奏。三个月后，1938年3月，由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西南联大的三分之一的学生和部分中青年教授组成的“西南联大旅行团”也来到了这里，停留一周。与福寿街相连的万寿街三益盐店，是西南联大旅行团辅导团驻地，闻一多先生曾住在这里。“迢迢长路去昆明”，行走就是教育，师生们一路跋山涉水，开展田野调查，淬炼了“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校训精神。“联大文化长征”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给龙溪口的文化堆积层吹来了一阵自由民主学风。
龙溪口记得蒲松龄，他梦遇花神，受托草檄，在聊斋里说，“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由此背锅扬名数百年。更记得沈从文，他曾悲悯地说，“这是传说中的古夜郎国，可是到如今来‘自大’两字也似乎早已消灭了”，是替夜郎故地平反正名的第一人。
这次上龙溪口，听当地人自豪地说，我们是夜郎“志”大。一字之改，尽显龙溪口的文化自信，不负新时代的韶光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