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珍 刘凯 

　　湖南田野考古迄今已走过70年历程，积累了大量瓷器标本。它们虽然是残片，却能讲述更真实动人的历史。长沙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吉光片羽——湖南考古出土陶瓷特展”，让观众穿越时空回到18000年前，跟着陶瓷探寻湖南历史与先民足迹。

　　陶器的起源：人类定居生活

　　陶瓷，其实是两种东西。简单来说，先有陶，后有瓷。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中国目前最早的陶片之一，距今约1.8-1.7万年。在漫长的历史中，陶器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活与进步。在陶器表面精心雕刻或装饰图案，证明着人们的生活稳定且日益富足。

　　距今约7800-6300年，一种装饰繁缛的白陶在湖南地区广为流行，鸟兽与太阳等典型装饰成为后世反复表现的母题，掀起了史前中国的第一次艺术浪潮。这些精美的纹饰是人们对日常生活场景的具象表达，也是天马行空的抽象创作。凤鸟、兽类、太阳、八角星等组合，见证了史前人类的信仰崇拜。

　　伴随着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的发展，湖南史前制陶工艺持续进步。中原彩陶艺术浪潮越过长江，洞庭湖地区也开始多姿多彩。

　　陶向瓷的过渡：南北文化交流

　　随着精细雕琢的玉器、威严庄重的青铜器的出现，朴素的陶器日益落寞，商周时期湖南陶器整体面貌简单粗糙。

　　“困则变，变则通”，神秘楚风的彩绘陶、极具创意的漆皮陶，以及在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文化多重影响下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窑工们在湖湘大地上宛如魔术师，一步一步完成了从陶到瓷的华丽转变。

　　秦汉时期，湖南制陶技术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硬陶在陶器中占比越来越高。陶器烧造温度越来越高，质地也越来越硬；几何印纹硬陶类器物也开始在局部出现了釉。

　　直到东汉中晚期，湘江下游在文化上兼收并蓄，成为率先掌握成熟青瓷烧造技术的地区之一，出现了青竹寺窑、百梅窑、石门矶窑等多个东汉青瓷窑址。这些窑址虽然规模小且分散，却都烧制出了一批品质优良、独具特色的青瓷器。这类瓷器，迅速占领长江中游地区，并且在中原地区也时有发现，也为后来岳州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陶瓷之间的嬗变，体现了当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和可能的人口迁徙。成熟青瓷的烧造，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转变。

　　瓷器的发展：生活主流，畅销海内外

　　在掌握成熟瓷器的烧造技术之后，湘江下游的制瓷业在晋唐时期迎来了高光时刻，先后形成了两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窑口：以青瓷著称的岳州窑和以彩瓷著称的长沙窑。

　　岳州窑是汉唐时期湘江下游生产青瓷的窑址群统称，中心窑场是位于现在岳阳市湘阴县马王墈一带的湘阴窑。到南朝时期，这些窑址烧制出的青瓷釉色青翠、胎釉结合好，品质十分精良，成为南朝宫廷青睐的贡品。唐代岳州瓷是陆羽《茶经》推崇的名瓷之一，岳州青瓷茶具可与越瓷媲美。

　　稍早前的西晋时期，岳州窑生产的青瓷在中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便常有发现，同时期湖南本地也流行随葬岳州窑青瓷，骑马俑则反映了中原衣冠南迁带来的北方骑马习俗。

　　到了初唐时期，岳阳和长沙地区墓葬中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随葬用青瓷俑种类逐渐增多，有十二生肖俑、乐舞俑、镇墓兽、侍女俑、骑马俑、胡人俑等。

　　中晚唐，长沙窑兴起。

　　长沙窑瓷器运用诗文、绘画、书法等多种装饰艺术，丰富新颖，且物美价廉。其种类也十分丰富，主要有茶具、酒具、灯具、玩具等，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瓷器在唐代全面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长沙窑也是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的代表性窑口，更是中晚唐草市繁荣的见证。

　　外销瓷是长沙窑的又一大特色，这些瓷器多装饰有丰富的异域文化元素，“黑石号”沉船上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上绘有阿拉伯文和贴花壶上的椰枣、胡人乐舞等纹样，是不同文明之间通过商业贸易进行交流互鉴的典范。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曾盛极一时的长沙窑因社会动荡在五代逐渐衰落。宋元时期，湘江流域仍然是湖南陶瓷生产规模最大、商品贸易最繁荣的区域，但制瓷中心已从湘江下游转移到湘江中游与上游。

　　目前考古发现的湖南宋元瓷窑已超过湖南瓷窑总数的一半，这些窑址遍布三湘大地，可分为三大系别：五代北宋烧制青瓷为主的衡州窑系，宋元时期以烧制多色釉和彩绘瓷为主的衡山窑系，南宋晚期至元代以烧制青白瓷为主的窑址。不同类型的窑场既有本地独有的特色产品，也有对全国各地宋元名窑的仿烧之作。

　　到明清时期，瓷都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畅销海内外。此时湖南的瓷窑数量相比宋元时期急剧减少，但仍有烧制青花瓷的羊舞岭窑、醴陵窑等杰出代表。

　　清末，包括瓷器在内的大批洋货倾销内地，挤占市场，醴陵的传统瓷业也受到巨大冲击。湘西凤凰人熊希龄胸怀实业救国之志，在醴陵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湖南瓷业制造公司”，成功烧制出釉下五彩瓷器，问世不久就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醴陵的传统制瓷业由此走上浴火涅槃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并一步步发展成为现代中国的又一瓷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