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永安 洪永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数字非洲”是中非共建的“八个非洲”目标之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共建“数字非洲”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以法制手段促进中非数字货币合作，共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

　　建立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必然选择。主要原因在于六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就防疫措施来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避免或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数字经济因此走上前台，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非洲不少国家外汇储备紧缺，外汇汇出管理严格且手续复杂，本国货币又大多是易于贬值的软币，中国企业在一些非洲国家赚钱后承受的金融风险较大。即使想进行易货贸易，也常因难以找到双方相互满意货物而无法实现。如使用数字货币结算，则可将中国企业所赚之钱变成数字货币，从而解决或缓解非洲国家外汇不足所造成的结算困难，保障中非经贸正常进行；三是数字货币对于中非间货币互换、便利跨境贸易支付和结算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它可以直接改善现行结算、清算体系支付效率低、汇兑成本高、手续繁琐、汇率风险和制裁风险高等弊端；四是数字货币交易具有可追溯性，可为中非制定切实有效的经济交往政策提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数据，有利于打击洗钱等刑事犯罪；五是湖南通过积极参与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建设，可加快金融领域制度创新，助推“三高四新”战略实施；六是共建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与世界银行目标相一致。2018年4月，世界银行发起非洲数字经济倡议，号召非洲各国参与数字经济建设，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非洲地区数字经济“全面覆盖”。

　　非洲国家现有法律和经济发展状况为建立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非洲一些国家货币恶性通货膨胀催生了数字货币的繁荣，越来越多非洲国家开始使用加密货币，比如肯尼亚汇款公司使用比特币大受欢迎；二是一些非洲国家开始重视对数字货币监管立法，为发展数字货币做准备。比如尼日利亚发布了针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指南；三是国际社会正与非洲国家探索如何通过立法对数字货币进行有效监管。比如2016年，联合国在乌干达举行圆桌会议，讨论有关数字货币监管的政策、法律、道德和社会文化问题，起草了指导原则；四是非洲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起步。一方面，互联网渗透率不断提高，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互联网使用率从2010年的7%提高到了2018年25%。另一方面，移动通讯快速增长，据全球移动通讯协会统计，截至2018年底，撒哈拉以南非洲移动通讯用户达4.56亿，占人口总数的44%；五是中非关系长期友好，具有信用合作的历史传统，近年快速发展的经贸往来，为中非共建数字货币结算中心提供了现实经济基础。据2020年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已连续12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双方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

　　建立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应选取切实可行的途径与方法。为此建议：一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与非洲国家中央银行作为发起单位，通过签订国际协议方式，合作商定建立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中心成员由中方和非洲国家参与合作的银行高管共同组成，中心设立股东会和常设性董事会，定期研讨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事宜；二是中非数字货币价值应参考中非贸易中主要货物的价格来确定，中国人民币、非洲参与国货币与数字货币挂钩。数字货币作为重要中非区域货币，可在中非清算、商品与资产标价、储备资产等方面发挥作用；三是在中非经贸往来中，倡导在“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进行结算，以推动确立、稳步发展中非区域数字货币结算机制。湖南作为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可先在大宗交易业务中先行先试，为中非数字货币结算摸索经验，再推广到全国；四是将中国和非洲的银行卡与手机APP绑定，可用人民币或非洲当地货币兑换数字货币，利用中非数字货币结算中心平台实行中非间无障碍交易。

　　（作者分别系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湘潭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湘潭大学中非经贸法律与人文交流基地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