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钰婷

　　2020年初，谭谈离开故乡湖南，经贵州赴云南旅居，期间写下了二十多篇描写云、贵优美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的散文。这些文章散见于《湘江文艺》《湖南日报》《中国艺术报》等平台。文章中，谭谈不止于单纯的写景抒情，而更注重对边地内在文化意蕴的挖掘和表现。读罢，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异乡人以白乡风物、幽静古镇、浩渺长河为背景，裹着浓浓的边地风情一路走来的风姿。

　　异乡人的身份，使谭谈与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有着天然的隔膜，这种隔膜使得他在打量这片土地时，也处在一个新奇的角度。在《洱海夕照》一文中，对“洱海是大理‘风花雪月’四景之一的‘洱海月’之所在”的描述；在《古镇静如睡美人》一文中，对双廊镇“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是这一方地域的文明发祥地……这是一方集佛、道、儒原始宗教等多元文化共融的人间沃土”的描述等，都能看到谭谈对西南边地的独特的审美观照、情感体验和个性化的表达。

　　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是那个地域流动的、活着的、进步的生命形态，而谭谈的这些边地散文创作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了这种生命的律动。在谭谈笔下，一切的景和物都不仅是纯粹的审美对象，更是有着历史内蕴和民俗积淀的文化符号。谭谈刻画夕阳映照下波光粼粼的洱海，仍不忘讲述洱海所代表的大理民俗文化符号意义；在描绘双廊古镇的静谧幽美时，还不遗余力地介绍双廊在南诏大理古国时期的重要军事文化意义；在不负春光游束河时，同样把束河古镇作为茶马古道上保存最完好的驿站、作为纳西族先民从农耕文明过渡到商业文明的活标本的地理文化意义延伸开来……这无一不体现出谭谈这些边地散文的文化品格。

　　谢有顺先生在《散文是人间的写作》一文中曾说过，“散文需要向我们出示更多的真实和确信。”从这个角度而言，谭谈的边地散文中不仅有对自身独特文化审美意识的展现，还有对个人日常情趣的真实记录，说是散文，倒更像游记。

　　谭谈不厌其烦地刻画沿途的风景，记录适时的心情，甚至不吝笔墨地把景物的历史渊源、神话传说一一写尽。无论是《一路繁花到三塔》中对千寻塔经千年风雨，历多次强震，仍巍然屹立的赞美，还是在《行走巍山古城》中因城楼顶上仿佛从云端里显现出来的“魁雄六诏”“万里瞻天”八个大字，所引发的对南诏古人气魄的感叹，情与景有机地融为一体，情感的抒发水到渠成，一切如生活本身一样的朴朴实实，如行云流水般随意自然。谭谈在对景物的刻画，基本上采用了白描的手法，所用的语言摒弃了华丽的辞藻，显示出一种洗尽铅华明朗简洁的质朴美。

　　作为异乡人，谭谈的这些边地散文创作更多了一层“科普”的色彩。无论是对三塔“大塔居中，塔高69.13米，底方9.9米，16级，为大理地区典型的密檐式空心四方形砖塔”的描述，还是对修建三塔时运力不足，“动用山羊驮砖，役工匠770万，耗金4万余两，历时8年建成”的描述，都使读者忘却了这位作家的异乡人身份，他仿佛本地人一样了解他笔下的每一个景物，如数家珍般向读者娓娓道来，精细到时间，具体到数字，全面细致又充满理趣。

　　在谭谈的这些边地散文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共生的元素：独特的文化审美意识和质朴自然的审美意趣，然而这二者又在一种贴近生活的创作姿态下进行了成功的融合。因此作家的散文显得色彩斑斓而又底色纯一，内涵深重却又情采飞扬。正是在这种把他乡当故乡的书写与关照中，谭谈获得了心灵的极大自由，使自己的边地散文创作变成了情真意切的“归乡”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