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又是清明雨纷纷，我和母亲站在父亲的坟前。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40年了，然而越是时光久远，儿时的记忆却越清晰。

　　父亲遭遇车祸前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家里顿失顶梁柱，其中的凄惶心酸自不待言。最关键还是几个小孩的出路。那时姐姐在读初三，哥哥在读初二，我还在读小学三年级。有好心的亲戚和邻居劝母亲，要把三个小孩都送出农门是不可能的，不如趁早把老大留在身边，也可以给你减轻点负担。母亲很倔，一心要让三个子女都读书。但无论再怎么含辛茹苦，五六亩地里刨出来的收入也仅够维持四口人的温饱。

　　那年秋收刚完，母亲一狠心把田转租给邻居，自己提着个菜篮子赶到县城就做起了菜贩子。她不识字，也从未出过远门，但她很快就适应了这一角色转变。每年放寒暑假后，我便主动申请来县城给母亲做伴，说是帮帮忙，其实更多是对自己的历练。

　　记得那个隆冬，五年级放寒假，我从老家住到母亲在县城的出租屋。半夜里隐约听到一阵“吱呀”的开门声，睡梦中的我感觉一股寒风袭来，不由打了一个冷战。我摸索着扯亮出租屋的灯一看，墙上的挂钟刚指向凌晨4点半，只见木门虚掩着，母亲和她做蔬菜生意的行头都已不在屋内。

　　母亲租住的土砖房以前是房东放杂物的所在，四处漏风，此时夜深人静，更觉草木皆兵，一种恐惧感油然而生，我匆匆穿好衣服追出门外。经过一段逼仄的小巷，一轮残月高挂，路面的雪还没有化，路两侧的鱼塘也是白茫茫一片。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正挑着箩筐在雪地里蹒跚前行。月光将她的背影倒映在雪地上，显得寂寥而苍凉。我跌跌撞撞地追上母亲时，她吃了一惊，怪我不该起这么早……

　　我大多数时候是和母亲一起摆摊。往往母亲刚秤出菜的重量，我几乎没有停顿就报出了钱数，引得一些顾客“啧啧”称赞，成了华容北门菜市场的一道风景线。有时母亲去郊外租住的屋子料理家务了，叫我守着菜摊，城里人见是个小孩子在卖菜，觉着新鲜，有时也带有考我是否会算账的意思，生意居然比平时还好些。我们三姐弟便伴着她的菜篮子，一个接一个地迈进了大学和中师的门槛。

　　我考上中师、哥哥考上大学那年，姐姐大学毕业后分到了乡中学教书。我读的是师范，不要交学费，学校还发一部分生活费。家里主要只用负责哥哥的学杂费和生活费，负担一下减轻了不少。在姐姐的一再劝说下，母亲终于告别了五年栉风沐雨、起早摸黑的卖菜生涯，回到了老家。但当时农村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善，她怕姐姐压力太大，又担心我和哥哥在学校太节俭，就盘算在家里种瓜种菜来增加收入。

　　那几年村里种瓜的人多，家门口沿公路一字排开的都是村里的卖瓜大军。但那时的农村购买力有限，除了零星几个路人，农民有谁会来这里买瓜呢？当时能想到的应急之策，就是分散作业，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姐姐在家门口摆摊，我和哥哥骑自行车分头到偏远些的乡镇墟场和县城去叫卖。往往我被母亲叫醒时，天并未透亮。自行车早已被我们改装成了运瓜的工具，后座架上了对称的两个竹篓子，里面装满了瓜。竹篓子上面还装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加起来有100多斤。我那时约摸十六七岁，骑上车感觉并不轻松。

　　由于我性格外向，且不怕吆喝，渐渐便成了家里卖瓜卖菜的主力军。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我一早就骑着满载大白菜的自行车上了路。村里都是种菜的人家，菜价贱，但不卖烂在地里更可惜。由于是年关，生意冷清，我推着自行车走村入户叫卖，天上飘着雨，路面十分湿滑，负重的自行车几次陷入淤泥地里推不出来。后面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外地人，说是买些白菜去喂鸡，当我在泥泞地接过外地人递来的4元零钞时，一时百感交集，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中师毕业后，我被保送去湖南师大继续读书。不巧的是，大学从我们这届开始并轨，师范院校也要收学费。那年暑假，为了筹集上大学的费用，我先后收过啤酒瓶，倒过预制板，修过公路。倒预制板时，我学会了统筹利用时间，一边要让搅拌机不停顿地工作，一边要让放钢筋、放料、擀平、去模等工序同步进行，工作效率比一般的民工还要高一些。修公路在湘鄂两省交界处，虽然正值“三伏”天，每天挥汗如雨，但伙食开得不错，至今我还记得那一碗粉蒸肉的味道，而且第一次体验到了脚跨两省的豪迈感觉。

　　有了这些往事的积淀，我的大学生活变得更加自觉、充实和忙碌。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两年后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湖南省教育厅，工作之余我在职攻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有时和朋友们谈论这些往事时，朋友问我当时的感觉，我时常陷入沉思，时常会想起珍珠的形成过程。如果没有沙石植入体内的苦难经历，平凡的河蚌怎么会孕育出璀璨的珍珠？事非经过不知难，作为弱小的个体，身处逆境时何尝没有苍凉的感觉？但将其放在人生的长河中去观照，却自有其积极、温暖的意义。

　　此时，站在父亲坟前，想跟他说：岁月多馈赠，往事不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