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慧文

　　早春二月，长沙市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正在展出馆藏研究展《纳藏之间：约瑟夫·洛克在华民族志摄影》。

　　谢馆收藏的大量中国早期摄影原作中，有18枚珍贵的彩色干版玻璃底片，后经考证，是洛克于1928至1930年间在云南和四川拍摄的。从这些原版底片出发，谢馆结合海内外十余家机构和个人提供的500余幅（件）影像及文献资料，系统性地梳理、研究与呈现洛克在华摄影活动及其民族志摄影，推出该展。这是国内首个正式的“洛克摄影大展”，展期至今年8月31日。

　　约瑟夫·洛克是谁？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不少西方探险家、学者、传教士和旅行家怀着各种目的来到中国西部边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追寻的目标从考古发现转向了对自然地理环境、人文习俗和社会制度的考察和研究，美籍奥地利裔植物学家、探险家、民族学家约瑟夫·洛克（1884—1962）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和传奇性的一位。二十世纪前半叶，他在中国断续生活了27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纳西族、藏族与汉族杂居的西南地区，几次深入云南“三江并流”区、四川木里地区、甘肃甘南地区和青海阿尼玛卿地区。

　　有意思的是，几年前，在甘肃甘南地区的旅行攻略上，我第一次听说约瑟夫·洛克的名字。以他名字命名的“洛克之路”有着壮丽多姿的雪岭高原风光、神秘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一条充满边地风情、有挑战性的山野路线。

　　后来，我多次前往横断山区旅行，发现“洛克之路”实际上有多条，且串联起许多深入千山环抱的“秘境”，由此对近百年前的洛克之旅产生了兴趣。

　　1.两个热门文旅IP

　　1884年，洛克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仆役家庭，幼年失母。19世纪末，奥匈帝国正在走向崩溃，但社会经济状况尚稳定，洛克一家过着平凡简朴的生活。13岁时，“学渣”洛克怀着对遥远东方的迷恋而自学汉语，被父亲和老师视作“离奇的嗜好”。中学时期，充满环游世界幻想的洛克离开家乡，常年浪迹在欧洲和非洲各地。21岁，他因没有赶上去德国汉堡的火车，随意买了张去纽约的船票，从而“阴差阳错”抵达美国，两年后又到达夏威夷。尽管并未取得像样的学历，但洛克的记忆力和语言能力超群，在游荡中积累了知识，掌握了多种语言，在夏威夷的中学得到了教职。随后，他刻苦自学植物学，并逐步在国际植物学界获得了地位。

　　1922年，洛克受美国农业部聘用，抵中国采集、邮寄植物样本和作物种质资源。后接受美国多家机构资助和派遣开展植物学、地理学科考活动。他以丽江雪嵩村（现名玉湖村）为大本营，率考察队广泛游历滇西北地区，在大量采集动植物标本的同时，他将镜头对准纳西、摩梭、傈僳、藏、彝、怒、白等当地少数民族和部落，并在此过程中对纳西的东巴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晚年写成了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中国西南山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水文和地理做过极为详尽的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他受聘于美国陆军地图部，为中国和盟军主要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担任专家顾问和地理专家。

　　“洛克是滇川地区的文旅IP，在他踏足过的地区，有洛克故居、洛克广场、洛克超市、洛克小镇等等。”展览策展人德戈金夫从事影像人类学研究，曾深入探访洛克在华行迹。他介绍，这次展览以滇西北的纳西人及其东巴文化圈和川甘青藏人及其佛教文化圈为主要线索，空间布局上也分为这两大块，并分别以象征两种文化的蓝色和赭红色为单元主色调。“洛克在华摄影题材广泛，大致可分为植物学摄影、地景摄影、民族志摄影三类，其中尤以民族志摄影数量最多且价值最大。在此区域内，较为系统和科学的摄影，就是从洛克开始的。”

　　在考察时，洛克还不断在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起西方世界的重视。并意外地激发了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写出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创造了西方人眼中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如今川滇地区的另一大文旅IP。

　　2.隐秘边地的影像先驱

　　在展厅内，借由洛克的镜头，让我们回看近百年前的中国西部。大河滔滔、冰雪满山，塞绝道路。玉龙、贡嘎、阿尼玛卿等一众神山巍峨圣洁，雪线比今天要低许多。如今，它们已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哪怕是今天，这些地区曲折的道路、稀薄的氧气、寒冷易变的天气依旧是旅行者的阻碍。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这片区域不仅路途艰险，且封闭落后、政教不分、山匪横行。但同时，“那里的人们保持着相对原始的精神面貌、坚守着极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德戈金夫说，洛克用摄影和文字详细地记录了这些“今日所无法复原甚至难以想象的人文景观”。

　　通过影像，我们感受着民族文化的参差多态之美——看到不同山川地貌中人们营建的家园、佛寺，看到彝族、羌族猎人手拿弓箭的留影，看到甘肃卓尼县藏传佛教寺院中举行的盛大法会，细细欣赏青海果洛藏族妇女的繁复服饰，对上纳西族青年羞赧的目光。照片中，还有洛克在当地雇佣的纳西族助手的身影，以及洛克本人与活佛、土司、土司总管等当地上层人士的珍贵合影。洛克曾目睹纳西人为超度殉情男女而举行的“大祭风”仪式，由此对东巴教和东巴象形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洛克将东巴（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请到自己的小院里来为他表演大祭风，还拍摄了民族志电影。

　　洛克拍摄的中国影像几乎都是黑白的，但他也采用了世界上第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彩色摄影工艺——“奥托克罗姆”干版拍摄过一定数量的彩色照片。在展览的特别单元，18枚彩色干版玻璃底片的复制品被单列展示，并被制作成等人高的灯箱。迈入这一单元营造的“暗房”，近百年前扎美寺的降神师那黝黑的面孔、鲜艳的服饰令我震撼。

　　这些质感迷人的照片是在野外冲洗出来的。洛克和助手们“用棉花过滤水，还点燃牛粪加热盛显影液的盘子，使其达到显影过程所需的65华氏度。一个助手用纸板驱赶苍蝇，免得它们碰上粘粘的乳剂层”。

　　“我们有理由相信，洛克的这批奥托克罗姆照片很可能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彩色照片，且此次为首次在国内公开展出，其意义不言而喻。”德戈金夫说。

　　3.殖民背景下的“纳西学之父”

　　20世纪30年代，洛克曾短期回到欧洲。欧洲时局变幻，洛克嗅到了战争血腥的气息。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发明的战争机器可以杀戮成千上万的人……愚蠢的人类在毁灭方面比保护生命方面干得更为出色。”反思着现代文明，他愈发感到纳西文化记录工作的紧迫性。

　　尽管西方的研究机构对该领域并不感兴趣，也没有提供经费支持，但洛克坚持推进，率先开拓了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相关研究。他雇佣东巴为助手，翻译整理了很多手写经书，对纳西人的历史、宗教、风俗做了大量调查。在他身后，甚至有“纳西学之父”的美誉。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罗安平在相关论文中介绍，洛克受益于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氛围。在这一阶段，“拯救民族志”的观念至关重要。由于当时殖民主义的扩张，大量土著民族迅速消失或同化。“为了人类历史和心灵的完整性”，一些人类学家号召“记录被欧洲和美国征服的人民的语言和文化”。洛克的记录属于未受学科规训的非典范文本，其风格上的异域情调与异域感，可视为一种边缘民族志。

　　“民族志摄影”需兼顾人文与地理信息。洛克对同一人物的摄影常常采取全景和中景各拍一张的形式。德戈金夫认为，在洛克的照片中，对人物的刻画、仪式的描述、环境的呈现、细节的把握，说明了他在使用影像记录和阐释文化方面具备敏锐的直觉和高超的技艺。“观看这些摄影作品也提示着我们，我们当代人也可以通过影像技术参与民族文化传承。民族志应成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尽管洛克的民族志摄影被研究者认为“已经基本上脱去了早期西方殖民主义摄影的影子”，洛克留下的文字资料却显示，实际上，他无法摆脱内在的东方主义的趣味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在中国生活时，他只与当地头面人物“公关”，不同当地普通民众交往，甚至刻意与他们隔离开来。他认为他们缺乏教养、不讲卫生、生活质量低下。在日记中，他也经常批评中国人散漫、麻木的生活态度。他雇佣一批纳西族仆人，享受着随时随地有人伺候他的特权。这一点，连曾与他同行的美国记者、后来以写作《红星照耀中国》闻名的埃德加·斯诺都忍不住“吐槽”他“像个王爷”。但同时，目睹了木里地区的农民在木里王统治下的悲惨生活时，他又以俄国革命沙皇家族被杀的案例警告木里王，不可随心所欲、不讲公道。相处日久，他“召之即来”的纳西族助手逐渐被他视作亲朋、“心思单纯的孩子”。战火来临，他牵挂着这些助手们的安危，安排他们避难。他脾气怪诞、颐指气使、虚荣心强，却又不无哀伤地写着“孤独和悲伤一直是我的命运”。

　　当今人不断重观洛克留下的影像和文本，有学者认识到，“从总体来说，洛克在中国的活动兼具资源掠夺和科学考察的双重性，其民族学研究中又渗透着种族歧视，对此需要格外注意。”但这些影像资料弥足珍贵，它们以直观的画面，展示昔日藏边社会的传统习俗、宗教仪式、民生百业乃至服饰妆容，更可以成为研究藏边社会现代变迁进程，还原彼时社会、政治与文化样貌的重要佐证。

　　洛克是介于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的“他者”。洛克传记《苦行孤旅》的译者李若虹认为，“洛克一生纠结于一组组矛盾论之中，其中有中国人和西方人、故国和异乡、文明社会和土著部落、漂泊和定居等等。”洛克常在时局动荡或患病求医动身离开丽江之时笃定地预告自己将“回来”：“我将在丽江扎根，直至我的肉身献给燃烧着的火焰，我的骨灰随风散落在这方泥土上。”“一旦情况好转，我就准备回丽江……我宁愿死在丽江美丽的群山之间。”  

　　但是他终究没有机会回来。1962年，洛克在意大利校完《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最后一稿后，回到晚年居住地夏威夷，于当年年底去世。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洛克著作重新认识西南边疆史，并借助其资料推动纳西东巴文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

　　在展览最后，展柜中陈列着一组多种语言的出版物，这些是多年来东西方洛克研究的成果。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洛克在中国西南搜集的大量东巴经文和文物被运至海外，收藏于西方研究机构。德戈金夫介绍，此次展览得到了国内外多家机构在文献保存和策展工作方面的支持。

　　世事变迁，时间推移，历史造成的知识断裂一时难以辨明。而重新检阅、反思与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实现平等互惠的国际合作，推动洛克研究体系化发展，则是当代人应有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