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统筹把握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原创性提出了一系列彼此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审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下湖南经济发展的脉络，能够更好地理解、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地以系统、全局的视野推进新征程上湖南的高质量发展。
尹红群
一句“无湘不成军”的俗语，道出了湖南人会读书、会打仗，政治、军事领域人才辈出的具象。其实，湖南自古就有着浓厚的商业文化，多地曾是历史上的商业繁盛、商贾云集之地。因此，湖南人同样会经商、懂经济。从城头山下那片“世界最早的水稻田”，到炭河河畔的青铜器铸造、钱币铸造，无不佐证着远古时代湖南商业萌芽之悠久；长沙窑演绎了盛唐的“中国制造”，安化“茶马古道”见证了千年商贸走四方的远足；洪江古商城“万商渊薮”、“金湘潭”流金淌银展现往昔繁华；浏阳烟花、“湘瓷”“湘茶”“湘绣”走出国门；王夫之提倡“留心经济之学”，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可以说，历史上的湖南，不仅有一脉传承的浓厚商业气候，还有发达的产业支撑，不乏影响深远的经济思想。
回溯尘封的历史，置于大历史观下的湖南经济，呈现出一路向前的发展历程。前秦时期，湖南虽远离中原政治经济中心，但湖南的先人在经济领域有很多敢为人先的探索。道县玉蟾岩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世界最早的稻田和早期城池，证明湖南这块土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以稻作为主的原始农业经济。金属冶炼、货币铸造是商业贸易的基础。宁乡炭河里遗址出土的四羊方尊是“全国十大国宝”之一，证明先秦时代的楚地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水平不逊于中原地区；先秦楚墓中出土了蚁鼻钱、铜布币等铜币以及金饼、银币等，还有市场砝码、天平等，都反映着当时的湖南商业贸易有相当高的水平。进入隋唐，湘江中上游流域得到开发，衡（阳）、桂（阳）是全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区域；“黑石号”沉船里精美绝伦的文物重见天日，映射出当年长沙窑瓷器以良好的质量遍销国内，而且行销海外。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湖南经济，不仅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已经走出国门进行经贸活动。
两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湖南经济开发进入快车道，尤其是南宋时湖南已成偏安江南朝廷的经济腹地，地位趋于重要。由于北方战乱，大量移民涌入湖南，移居地集中在湘江中下游和洞庭湖区。茶叶、桑麻、果树、木材等经济作物种植大幅增加。纺织、矿冶、陶瓷等手工业生产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与商业如影相随的造船业也快速提升，湖南的潭州和鼎州（今常德一带）成为当时内河船舶的两个造船中心。白银货币化是参与全球贸易的基础，北宋前期，湖南桂阳监成为全国最大的白银产地，银冶年产量曾占到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对推动全国白银货币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品经济刺激草根集市涌现，商镇规模扩大，出现一些大城市，例如潭州治所，即今天的长沙。有诗云：“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经济发展带动文教事业，长沙岳麓书院名重一时，跻身天下四大书院之列。
明清两代是湖南经济长足发展时期，在全国商业版图中晋升为枢纽地位，重要商品举足轻重。湖南是商品粮生产基地，清代内地18个省的绝大部分地区与湖南形成以粮食供求为主要的经济联系。除米谷之外，湖南商品化的农副产品种类大致有31种、手工业产品27种；清代湖南采矿业较为发达，所生产的煤、铁、铜、锡、铅等行销省内外，湖南资源优势显现；清代对外贸易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和洋行制度，南北贸易繁盛，居有水运码头便利的湘潭成为湖南境内最为重要的转口贸易城市，“甲乙之货云屯雾集，为湖南一大码头”。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经济时势大变，湖南经济随之起伏。随着全国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上海，汉口开埠，省会长沙取代湘潭成为全省的贸易中心；随着湘军崛起，湖南在全国政局中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史称“湘运之兴”。“湘运之兴”带动一批湘籍商人迅速崛起。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表现活跃，相继创办了矿业、交通、邮电、机电、轻工等近代工业。1899年岳州、1905年长沙相继开埠，在两地分别设立海关，1905年常德、湘潭被开辟为“寄港地”，列强外轮大举入湘，湖南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裹挟下屈辱打开开放的大门。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为持久抗战提供重要经济支持。作为中国的“谷仓”，湖南人民每年除供给军棉七万担，军布三百多万匹，军粮一千万石，还源源不断输出各类物资接济周邻各省。随着大批企业西迁入湘，湖南一跃成为持久抗战的战略基地之一，湖南工业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抗战前后，国民政府筹划战时工业布局和基地建设，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以及湘西均为重点区域。战时湖南工矿业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截至1943年底，全省新开工工厂达364家，超过战前工厂数6倍多。由于内迁人口大增，湘西的洪江、沅陵、辰溪等地，成为战时新兴工商业城市。但是，湖南作为抗战的重要战场和久战之地，全省78个县市中有长沙、湘潭、衡阳、邵阳等44个主要市县沦陷过。长沙城经历了“四战一火”，又长期遭受日军轰炸，由湖南经济中心化为一片灰烬。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其后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得益于“三线”建设，一大批军工项目、民用和基础工业项目在湖南建成投产，奠定全省工业化的坚实基础，全省工业整体实力得到快速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湖南人把“吃得苦、霸得蛮”的狠劲转移到商界。尤其是近十年来，“制造湘军”全球闪亮，湖南已形成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中小航空发动机及航空航天装备3大世界级产业集群，装备制造、原材料、消费品3个万亿级产业。中国移动互联网精英和企业家近三分之一是湖南籍，“湖南人抢占了互联网的半壁江山”已然成为经久不衰的话题。不沿边不靠海的湖南，连续6年保持外贸进出口两位数快速增长。特别是实际利用外资、对外投资规模方面，湖南均居中部省份第一，对非贸易规模居中西部第一，对外开放来势喜人。
当下的湖南，正在聚焦“三高四新”蓝图，以湖南的担当和使命作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着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锚定新的发展坐标，回看湖南经济发展脉络，探寻历史的智慧，将为今天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启迪。
经济发展首在得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湖南人”是一个历史范畴，历朝鼎革带来人口兴灭，纳新融合，移民因素是形成“湖南人”的显著特征。历史上的移民不仅包括来湘就食的贫民，还包括来湘追求发展的士人、追求财富的工商业者、追求知识的学子、谋求造福一方的官员。他们中很多人沉淀于这方沃土，热爱这片热土，无论本土化或离湘他去，均已深刻湖南烙印。“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当今湖南的经济建设，亦应确立人才强省目标，重视人才、培养人才、聚集人才。既要积极引进人才，“新湖南人”多多益善；也要用好人才，营造友善的创新创业环境。
内外情势转换是湖南经济的重要变因，应把握历史主动，乘势有为。中部湖南无不受世界格局、国家大局、周边省区的影响。近代史上“湘运之兴”，人才辈出，在历史大变局中有大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当今湖南人，应以先贤为榜样，敢担当、引潮流，从省情出发，在国家战略中精准定位。新时代征程中，国家层面出台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湖南居“一带一部”的优势区位，正是奋发有为之际，宜超越湖湘山水局限，立足于国家大格局，从“长江”和“香江”视角看湖南，追求湖南经济的“大江大海”，未来湖南经济资源与智造并重，内外畅通，让湖南经济更高质量地融入新发展格局。
建设好全省的经济中心是必要之举，犹如细胞之有细胞核。直到晚清时期，长沙才真正成为全省经济中心，但并不强固，从而影响湖南全省经济的发展。目前，湖南提出“强省会”战略，符合历史趋势，如何建设好长沙的经济核心优势以及它的辐射力至关重要。依托资源优势，“强省会”必然要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又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基础，继续保持在工程机械领域的比较优势；抢占先机，湖南数字经济发展大有可为，把数字经济产业打造为长沙的新名片；立足文旅融合，系统谋划，提升城市软硬件设施环境，“网红”长沙需要做大带烟火气的民营企业，打造品质更好、更有特色、更加便利的城市生活内容，努力塑造长沙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力和竞争力。
赋予湖湘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建设湖南的内驱力。祖祖辈辈筚路蓝缕、开拓进展，造就了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的精神特质，形成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韧不拔”为主要特征的湖湘文化。在这一具备强烈地域色彩文化的熏陶下，尤其近代以来，湖南人屡屡发挥了时代的思想先导、精神引领的作用，让湖南取得了功业之盛无出其右的声誉。置身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我们应该赋予湖湘文化更新的时代内涵，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的内驱力，在湖湘文化的涵养下，使湖南继续成为求变图新的热土，在全国版图上熠熠生辉。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