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

　　“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自古，仕与隐，入世与出世成为世人尤其是文人学士难以抉择的选题。有人赞赏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有人赞赏周敦颐仕而不隐。但我认为，陶渊明也好，周敦颐也罢，均是隐士。

　　只是前者之隐，其实是小隐；而后者，堪称大隐。

　　陶渊明并非没有“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大志，早年他也曾几度出仕。无奈宦海深深深几许，即便他有“四十无闻，斯不足畏”之凌云壮志，即便心中有经世伟略之才，官场上“心为形役”之苦屡屡萦怀不去。于是他决然离去，从此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开田园诗歌之山，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照此，陶渊明理应摘得“大隐”之冠，为何笔者认为其不过是小隐？原因无外乎三点：首先，如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一开始就醉心田园，远离尘嚣，与世无争，本也无可厚非，亦符合古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信条。却又为营生，被迫出仕，历经一番宦海浮沉，再中道易辙，回归田园，未免有消极避世之嫌。其次，“学而优则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年寒窗，满腹经纶，姑且不说为国运筹帷幄，建言献策亦是基本担当。更何况，东晋时期，社会黑暗腐朽，如若人人均如其一般归隐田园，那么黑暗腐朽必将潜滋暗长，个人的独善其身又怎能成全？再者，隐于野，就真能超然世外了吗？君不见隐居后，陶渊明依旧屡屡被慕名拜访，心境又如何能完全沉静？

　　而周敦颐则不同。他身处闹市，至诚主静，但又无碍于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光风霁月，无碍于他文以载道，施福于民。一方面，他认可陶渊明菊之爱的隐逸之风，但另一方面他并未盲从艳羡，而是在托莲花言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君子志趣的同时，不避世，敢于担当。明知直言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可能会招致祸患，仍“知其不可而为之”，倡导提倡认识天下之势，主张新政变革。在水深火热的官场中，他不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却也不知难而退，而是怀揣着“兼济天下”的赤诚，为民奔命。也许每日案牍劳形，公务缠身，但“人间有味是清欢”，在洞察黑暗之余，能不与其为伍，反而敢反抗，又何尝不是心境的修炼，是世外之超脱？更何况隐与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一元论。“心远地自偏”，只要心境淡泊，何处不是隐居地？

　　入乎内钩沉历史，出乎外烛照世相。当今社会，汲汲名利者，众生相也；厌世归隐者，有之。余以为，追名逐利也罢，厌世归隐也好，均非人之常情。但无论何时，守住心灵的净土都是幸福处世的根基。如若未能像陶渊明一样小隐隐于野，不如效仿周敦颐，随时保持一颗“兼济天下”之心的同时，开垦一方心灵净土，让自己的灵魂随处可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