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剑美
一早醒来，看到留言：胡宗健老师驾鹤西游了。
我深感震惊，同时心头涌上无限的追悔：多少次想着去看望老人家，但一转眼好几年没有去过，如今再无机会听他老人家谈笑风生了。
印象中，胡老师总是一副身如山岳、声若洪钟的气派，从没想过他有一天也会衰老，也会孱弱，也会撒手而去。
在我就读零陵师专的那个年代，胡宗健老师算得上是个传奇。犹记得当时有“西山八怪”的说法。有“怪人”才有故事和传说，才有性情和趣味。
对于我们中文系学生来说，“胡宗健”三个字就是一块金字招牌，不仅因为他声名卓著，也在于他常常语出惊人。
记得一次本地区的文学大赛颁奖会，作为评委代表发言的胡宗健老师劈头就是一句让人汗颜的定调：“坦率地说，这次大赛无论是从作品的数量，还是作品的质量来说，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
如此不顾场合、不讲情面的发言，对胡老师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也正因此，举办方也好，出席领导也罢，反倒不以为忤，而作为名人轶事传为佳话。
当然，享受如此“特权”，是基于江湖地位。胡老师的文学评论尤其是小说评论，至少在湖南省内说是首屈一指恐怕并不为过。是他最先在《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等顶级刊物发表关于韩少功等人的第一篇评论，享誉国内文坛的“文学湘军”几乎都借助过他犀利而精准的评论而形成更大的影响力。胡老师不用曲笔，不阿谀逢迎，不政治挂帅，都是从文本自身出发，把作家、作品放在整个文学链条和时代浪潮之中，既有发自本心的肯定与推崇，也有毫不客气的否定与诘问。
当时零陵师专的文科在省内有两大“顶流”：一是古文字学的龙震球先生，一是文学评论方面的胡宗健先生。
据说当时长沙出土的简牍，内有从没面世过的文献，湖南省内仅有三个专家可以进行标点句读。一是湘潭大学的羊春秋先生，一是湖南师大的马积高先生，再就是零陵师专的龙震球先生。
当时的专科学校最高只能评副教授，所以龙震球先生一直是副教授。等我入校时，他已经退休多年，常在池塘边打鱼草，普通得和个农民没有什么区别。
而胡宗健老师正是当打之年，刚刚出版了他的得意之作《文坛湘军》。他的评论文章炙手可热，就连后来做了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都慕名寄了作品来请他评论。
遗憾的是，我所在的班级并没有胡老师的授课，便只能听隔壁班的同学传播他上课的佳话。说他眉飞色舞，自顾自讲述小说中的场景，颇有点鲁迅在《三味书屋》中描写的寿镜吾先生进入忘我境界的意味。
身为学校“西山文学社”社长，我便虔诚邀请胡老师给社员们作文学讲座。古道热肠的胡老师一口答应，一场讲座下来，大伙都记住了胡老师绘声绘色描述文学作品中男女情爱的情景，这对当时的我们确实形成不小的观念冲击，要知道当时风气还较为保守，大学生党员谈恋爱还会被举报的呢。
后来我和同学夏昕对胡老师做过一次专访，谈当时文坛的“尴尬与失落”。文章发在《永州日报》上，但胡老师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我们表述上一些不准确、不严谨的地方。这对我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确实也起到了警醒和教育的作用。
胡老师还批评过一件事，就是当时的《湖南教育报》刊发了“西山文学社专辑”，其中的介绍语是我们几个负责人提供的，指导老师均按“官阶”排列，胡老师对这种势利之风颇不客气。
也正是受了胡老师的影响，我自己做老师后，对于学生毕业论文“致谢”部分的势利倾向也是毫不客气予以指出的。
本真为人，笑骂随我，不苟且，不附和，不违心，胡老师这种真人风范，透露出的人格力量确实让我敬服。对他而言，写作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有感而发、发乎内心。
性格即命运，每一种自由的获取都需承受与此相对应的代价。有人特别喜欢胡老师，自然也就有人特别不喜欢。作为学校第一批正教授，胡老师于其他方面并无所得，甚至还算是某些人心目中的“是非人物”。好在这倒也不影响胡老师的爽朗和豪情，他笑骂依旧，饮酒依旧，家中常有故旧门生前来推杯换盏，无所不谈。
于我个人，胡老师有批评，也有鞭策和期望。当时他热心推荐我的一组散文诗发表在《湖南文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对一个在校大学生来说，绝对是莫大的鼓舞。我也一鼓作气在《青年作家》《文学报》《小说月刊》《写作》《百花园》发表了一百余篇小说和散文。
我2003年出版第一部杂文集《醉与醒的边缘》，胡老师非常高兴，不仅给予了热情洋溢的鼓励，还亲自撰写了评论文章发表在《三湘都市报》。他的文风一如既往，既有热情洋溢的褒扬，也有切中肯綮的指点。
眼界甚高的胡老师甚至以叶蔚林作为对我的一种期许，叶是在永州取得全国性巨大影响的名家。这让我深为惶然和羞愧：因为懒散，我一度有四五年都没写一篇文章。写作和出版可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唯其如此，或许才更值得坚守，更值得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先生既逝，悲思之余，惟愿常以先生之人格风范、之殷殷期许自我鞭策：生而为文人，自当以文字以利器，自当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自我警示，“我唯一害怕的是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