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鹏

　　沈从文在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边城的土地上，之后是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沈从文的湘西叙事不是历史的忧郁碎屑，而是一种“液体性”的智慧，是理解中国的一种方法。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故事，也是水边的故事，像《边城》《长河》《小砦》《三三》《黑夜》，或者是船上的故事，如《丈夫》《船上岸上》《湘西》《湘行散记》。水之于人，总是意指着某种原初的状态。诗人克洛代尔说，人内心所渴望的一切都能还原为水的形象。

　　这本书以“乡下人”为名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是沈从文向来自称乡下人；二是他的湘西叙事多取自乡下人的经验。这些故事与唐传奇的“亲历—制作”方式相近，有档案价值，可以当作“史料”来解读，其中隐藏着双重的“真实”：自我真实性与湘西的地方真实性，如金介甫教授所言，“从一个湘西人的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

　　水是中国文化的基准和原型，先秦诸子思想无不因循“水之道”，道、德、治、法等观念都来自对水这种物质的观审、想象与沉思。沈从文在沅水、酉水边凝视，遐想，用“水上人的言语”连通了一条理解近代中国的“湘西”端口。他说“这个地方的过去，正是中国三十年来的缩影”。

　　五四一代人步入中年晚年时，沈从文还是个“小伙子”。鲁迅1936年去世，沈从文时年34周岁。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应该把《新青年》时代的“憨气”恢复起来。五四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已经固化为一个特殊阶层，变得迟钝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文坛”会热闹一点。五年后，他在《“五四”二十年》中写道，纪念五四要从“工具”的检视入手。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今看来，唯有乡下人能“庄严慎重”地审视时代了。

　　乡下人之于沈从文，不是叙事技巧或声口，而是锐利的“官能”。直心与憨气为作品注入临渊观水的凝视力量：一是角色落差。比如《长河》中写“父母官”逻辑像一种寄生物，不停地寻找宿主，几经翻新之后便成了“登了报，不怕告”的新式样。来到乡下人面前的不是“德先生”“赛先生”，而是“从文明地区闯到乡下人中间的新吸血鬼”，是“五老爷”“阎王”这样的角色。二是身份落差。狩猎性暴力在湘西盛行，乡下人被降格为动物身份，而手握权柄者却以法政之名升格。他们的人性为身份覆盖，成为推动程序运转的“部件”，因而从法律后果甚至道德后果中脱身。三是心理落差。当时最富于“秩序性”的理论莫过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说，新旧秩序的角力在制造苦难的同时，也撕扯着乡下人的心灵。《新与旧》《菜园》《丈夫》等篇中表现了这种痛苦。

　　人类学家认为书籍的诞生与“火”有关。家园、故事、技艺等观念源于安全感，“炊烟”的升起，意味着人们开始熟练而安全地享用篝火。火能照明，取暖，还可以烹制熟食。童年、炉火、柴草，散发着永恒的家园感，这是一种从人类童年时代闯进来的情感。淡泊是自然的品格，也是乡下人的品格，像他们的灶台和炉火。如今，人类记忆已经塞满了商业价值，沈从文的小说带我们重返连绵的森林，跳动的篝火，从设计感十足的“豢养”状态中摆脱出来。

　　沈从文对物象、表面和神韵的关注，总是超过对整体秩序或价值的关注。阅读沈从文的快乐，不是去挖掘他头脑中的伟大想法，而是在细节中，在猎人或樵夫的呼吸中，我们得以重返森林。水与火意指不同的时间结构，水让人产生挽留时间的欲望，而火让人产生变化的欲望，加快时间的欲望。沈从文是寂寞的水，也是引人遐想的炉火。他笔下的水，是可以在不同思想状态间飞跃穿梭的液体，明亮、透光、易逝。火也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像某种记忆“存储设备”，用来存放永恒之物，如灰烬、恐惧、死亡，当然，还有光与热的持续影响，它洁净一切，像火山灰呈现出的那种状态。他说，只有尽它燃烧，才会有转机，看大处，中国是有前途的。

　　作家用故事持守“人境”，他总是会想到别人——“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沈从文，就是这样的蔼然仁者。

　　（《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 孙德鹏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