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文学泰斗巴金老人是我最崇敬的中国作家。我曾经不止一次自以为是地说过，如果我们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的话，那么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巴金一生别无所有，只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支犀利的笔。

　　他用这颗心和这支笔，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苦难而痛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为中国人民的新生而欢呼。当中国人民遭受挫折的时候，他负罪式地进行深沉的思索和灵魂的拷问，告诫人们不要忘记教训。

　　巴金老人正是以他这样高尚的人品和精湛的作品，为中国文坛作出卓越贡献，蜚声海外，许多国家给他颁发纪念奖章。在国内，巴老的作品几乎妇孺皆知，连小学生都知道有个“巴爷爷”。问一问上世纪30年代走向进步和革命的青年，几乎人人都会回答，曾经读过巴老的《家》，并且深受其影响，我就是其中之一。

　　其后，他又创作了一系列的著名作品，给中国献上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在“文革”以后，他经过理性地思考，用他洋溢着感情的笔，写出了一系列的说真话的书，更引起文坛和国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

　　巴老是成都人，对于家乡有特别深挚的感情，每次文代会上见到巴老，邀请他回家乡看看，他都热情地表示一定要回来。1987年秋，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他回到成都便说，他带回一颗心来了。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不顾身体的疲劳，参观访问，对故友新交，热情接待恳谈。特别使他高兴的是和他的老朋友张秀熟、沙汀、艾芜，多次相聚。我也忝列末座。我们五人曾到新都宝光寺、桂湖、草堂蜀风园、李劼人故居菱窠，相聚晤谈甚欢。我曾奉命题写“桂湖集序”，并赋诗以纪其事。我至今记得，一首诗里有“才如不羁马，心似后凋松”。

　　还有一联“问天赤胆终无愧，掷地黄金自有声”，大家都以为写出了巴老的品格和气质。我们在访问他的老友李劼人的故居时，他在留言簿上写道：“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巴金来看望人兄，我来迟了！”他对已故老友的感情，使我们在座的无不涕泪欲出。巴老离开成都回上海时，特意带走了一包家乡的泥土，足见他对家乡的眷念之深。

　　我是巴老的后辈，对他十分尊敬，他对我也多有关爱。每次全国作代会上，我们都要见面恳谈。他九十岁时，我专程到上海去为他祝寿，他更是亲热接待，并题赠我一部线装本的《随想录》，十分珍贵。

　　使我更不能忘怀的是，多年前据李致同志告诉我，他到杭州去看望巴老时，巴老以几乎无法写字的右手，题赠一本他新出的《再思录》给我。足见他对于我这个文学后辈的关怀。因此，我回赠了他一本我的杂文集《盛世微言》，扉页上题了这样几句话：“巴老：这是一本学着您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的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这是我对巴老立下的誓言。

　　巴老去世时，我因病无法赶到上海去送葬，特派我的女儿专程到上海在巴老的灵前读我的《告灵文》，在这篇《告灵文》中，我再度向他立誓：“从今而后，我仍然要努力说真话，不说假话，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知道，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说假话永远不能接近真理。

　　（本文摘选自《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马识途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