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佧妮

　　2020年11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中，有一面称作“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被视为是此次展览的“重器”。这面铜镜与湖南有着“血缘”关系，为何这么说？

　　1951年10月18日至1952年2月7日，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夏鼐，率领安志敏等7人组成的考古工作队，在长沙近郊伍家岭地区考古发掘出一处有战国墓25座、西汉前期墓9座、西汉后期墓26座、东汉墓4座的混合墓葬群。据《长沙发掘报告》载，这面铜镜是在编号为211墓中发现的，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面八连弧纹“冶炼铜华镜”。考古结束后，这两面铜镜与其他文物一并被带回了北京。当时湖南省博物馆还在筹建中，到1956年才在湖南烈士公园西门正式立起一块“湖南省博物馆”的牌子。夏鼐是怎么专程到湖南来考古发掘，不得而知。但这面铜镜的出土却为湖南书写了一段佳话。

　　中国国家博物馆给这面铜镜的命名为“‘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并用“年代：新莽 (公元9~23年)，直径18.6cm、厚1.3cm，1952年湖南长沙伍家岭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来标记它。铜镜背面是半球状钮，柿蒂形钮座。花纹复杂，饰有羽人、玄武、朱雀、瑞兽云气纹等各种纹样，周边是一圈吉祥的铭文。铭辞作“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纲。”

　　铜镜上的铭文，应是与汉末“王莽改制”的事件相呼应。公元8年，梓潼人哀章制作铜匮，内藏《天帝行玺金匮图》与《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伪托汉高祖遗命，令王莽称帝。王莽便到高帝祠庙接受铜匮，戴上王冠觐见太皇太后，坐在未央宫前殿即天子位，定国号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为了掩盖篡夺皇权的行径，王莽极力赞颂新朝建立是顺应五行生克，天人感应。他极力宣扬皇权替代是符合天意之举。藏道于器，《天道篇》“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纲。铜镜为历史考究提供了实物证据。

　　在铜镜铭文里，更让人惊诧的是“中国大宁”4个字。最早见之“中国”二字是西周早期成王时的“何尊”铭文里“宅兹中国”，和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蜀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武汉、广西等地也出土过有“中国”铭文的铜镜等物。华夏民族形成初期，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它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那时，先人们对中国的概念只是一个地理方位认知。随着国家由概念到政权的形态建立，“中国”由地理方位认知便有了政治含义。但真正把中国称为国号的是明朝，《明史》中记载明朝对内对外常自称中国。清王朝以大清立国，但它把大清作为中国历史的延续，以五千年中国历史而得意，国君更是以大中国皇帝为天下之主自居。在历史进程中出现以“华夏”“中华”“中原”“神州”“九州”“海内”等称谓，皆是中国的表述。大中国一统和多民族广泛融合，造就世界文明史上的人类奇迹，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血脉亲情，铸就了自强不息的民族奋斗精神。

　　湖南在原始社会时为三苗、百濮与扬越（百越一支）之地，据宁乡市、安乡县等地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证明，湖南境内在40万年前有旧石器时期的人类活动，早在一万多年前就有种植稻谷，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湖南先民就开始过定居生活。湖南在夏、商和西周时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代属于楚国苍梧郡、洞庭郡二郡。秦始皇设黔中郡、长沙郡两郡。西汉初期属于长沙国。

　　这面铜镜的出土，生动印证了湖南远古历史的文明成就，是中华民族成长与强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