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东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朱德对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格外严格，特别是非常重视他们的学习，并以自身的行动教育他们。

　　女儿朱敏记叙道：“几十年来，父亲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无论工作多么繁重、紧张，学习从不间断。他常对我们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一定要好好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朱德言教又身教，为子女树立了认真学习的榜样。

　　1943年10月28日，朱德与康克清致信女儿朱敏，告诫道：“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为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朱敏是1941年年初赴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同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即在疗养地明斯克被德军俘虏，关进集中营。但是此时朱德尚不知情。1948年，他第一次见到儿媳赵力平时，送给她的礼物是一本毛主席著作。1952年朱敏结婚时，他送给女婿的第一件礼物也是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精装本。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没有忘记家乡亲人支持他、支持革命的恩情，为了有所报答，他决定让家乡族亲送几个孩子到北京读书。对此，朱德殷殷地交代说：“到北京是来受教育，所以告诉家里人，不要挑岁数大的，要挑在学龄左右的。来了从小学学起，一直到大学，争取能培养出几个真正的人才。”

　　朱德对亲属子女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曾经在八路军总司令部朱德身边工作过的左漠野回忆：“有一次我在处理外来函电中，见到总司令的侄子和外甥从四川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些愿意参加抗日的青年朋友，准备到前方来，不知前方有些什么工作可做，向伯伯请示。我看了以后，就把原信带着，向总司令汇报了。总司令说：“青年人想到前方来参加抗日是好的，只要能够吃苦耐劳，抗日报国，不怕牺牲，到前方来是有事情可做的，多来些人更好，比如前方现在就需要担架队。如果以为我是大官，他们来了可以弄个一官半职，那就错了。你告诉他们，凡是希望升官发财的人，千万不要到前方来。”

　　朱德一生不争虚名，他经常反复告诫子女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本领，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和地位。

　　朱德处处以大局为重，搞“五湖四海”，历来不搞小“圈圈”。对于红一军团，朱德与之一起战斗成长，但是他也不对之偏爱，而是严格要求。1944年，朱德出席在延安召开的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并讲话，他回顾了红一军团的光荣历史及其经验教训，他提醒“切不可自高自大”，“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随时都要虚心，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并善于向人家学习”。

　　最后，他严厉地批评了山头主义：“我们是从井冈山下来的，客观上是个山头，但主观上不可有山头主义。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性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

　　实事求是不妄言，是朱德对身边工作人员一贯的要求。“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朱德到各地调研，了解到了许多真实情况，怎样撰写向中央的报告，工作人员心里很纠结。1959年4月24日，朱德在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向中央反映外出视察的情况时说：“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不但不制止，还要搞试验？”

　　朱德一向以自己的清正廉洁，来教育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据1942年至1946年曾在中央军委秘书厅和办公厅工作的陈秉忱回忆：“1942年，朱总司令的儿子朱琦从陕北绥德回到延安，朱总司令的参谋潘开文，见朱琦洗衣服没有肥皂，便向军委办公厅总务处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当我把这两块肥皂送给朱琦时，正好被朱总司令在院外看见了。后来，他得知是潘参谋向公家领东西给朱琦用，便告诉潘参谋以后不能再向公家要东西给朱琦用。”

　　朱老总时时刻刻的严格自律，对我们是最好的教育。

　　（摘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读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