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虢安仁

　　【名片】

　　张沈川(1900-1991)，湖南慈利人。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李强开办中共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培训了第一批无线电报务员。1930年12月被捕入狱，1936年出狱后，利用慈利教育局局长及国民党专员公署特派员等公开身份继续从事革命斗争。解放后，张沈川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党总支书记。

　　“伍豪”点将学通信，敌军电台偷密码

　　1926年入党后，26岁的张沈川担任中共上海法租界支部书记。“龙潭三杰”之一钱壮飞正是法租界支部的党员，张沈川因之与徐恩曾特务机关打过交道，掌握了徐恩曾以举办无线电培训班的名义扩大特务机关的情况。

　　1928年11月28日，张沈川接到李富春通知，要他当晚到公共租界三马路惠中旅馆去，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化名伍豪）约他谈话。“伍豪”开门见山对他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从明天起，你就归黎明同志领导！”

　　次日，张沈川的组织关系调入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他立即行动，从报纸上查找培训学校的信息。看到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他实地去查看，却发现学校的牌子和国民党第六军挂在一起，且有卫兵站岗。这难不倒张沈川，他用“张燕铭”的化名绕过了审查，成为了上海无线电学校第一期50名学员中的一名。

　　从无线电学校结业后，1929年5月，张沈川进入第六军司令部大院里的电台室实习。在这里，他学会了换装天线、给蓄电池换蒸馏水和组装电子管收音机等技术。不仅如此，张沈川还把第六军电台经常使用的密码背记下来，在深夜一人值班时，又将两本军用密码表全部抄下来，交给党组织。

　　白手起家装电台，成功运转第一部

　　光有技术不行，设备也得跟上。但国民党严控通讯，不仅严禁民间私自购买无线电台和零件，就连制作电台电路所用的金属材料也严格限购。张沈川要制作党的第一部电台，任务艰巨。

　　1929年7月，张沈川离开第六军电台，在英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租了一间房子，无线电科的搭档李强安排留法勤工俭学回来的贺果（贺培真）与张沈川同住。李强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到苏氏兄弟无线电器材公司买零件和参考书，那里专营美国RCA无线电器材。参照《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进行安装。没过几天，一台功率仅有50瓦的发报机和一部3灯收报机在三人手中组装成型。

　　张沈川果断按下信号发射电钮，开始用业余无线电台呼号呼叫：CQ、CQ、CQ……很快，这部小电台竟得到了其他业余电台的回复，证明了这部电台完全能够正常运行！

　　党的第一座地下电台从此开始运转，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管报务，伴随着轻微的“嘀嘀嗒嗒”声，红色电波发向上海的夜空，飞向大江南北……

　　“我们是何等高兴啊！”多年之后，谈及那个瞬间，张沈川仍然倍感自豪，“机器虽然笨重，灵敏度不高，功率只有50瓦，但这毕竟是靠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党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建立了我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

　　小偷光顾不敢呼，四招伪装通沪港

　　成功制作发射设备后，周恩来立刻指示，特科上海电台需要克服困难，尽快与香港地下组织取得联系。

　　1929年秋，中央特科租下了位于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福康里9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台址。

　　为了提高伪装性，张沈川等人想了不少办法。第一招 “假扮鸳鸯”。在中央指示下，蒲秋潮开始与张沈川假扮夫妻“住机关”。第二招 “就近隐蔽”。地下电台的发射天线需要隐蔽，不能架高，张沈川便将天线从窗户拉到房檐边用瓦片压住。第三招 “昼伏夜出”——由于上海市内电压不够稳定，影响发报功率，张沈川就试用大功率变压器稳定电压，并与香港的黄尚英约定，在四周邻居熟睡的后半夜发报。

　　危机情况下，甚至还有第四招“沉默不语”。1930年1月的一个夜晚，小偷光顾“张家”，将张沈川的棉袍、毛衣和长衫偷走了。当时，张沈川并没有睡熟，但为了秘密电台不暴露，他没有报案。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只好穿着蒲秋潮的毛衣凑合过冬。

　　1930年1月初，张沈川成功实现了上海党中央与远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这次无线电联络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通讯革命。沪港首次通报成功时，在上海的张沈川和蒲秋潮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单线培训报务员，“母机”苏区播火种

　　“一花独放不是春”，仅一部红色电台撑不起革命需要的电磁天空。为了培养更多无线电人才，1930年3月，中央特科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由李强负责。训练班的带教师傅，张沈川与李强当仁不让，两人分别化名“张振声”和“沈哲”。

　　各级党组织选调青年党员近10名到沪学习报务。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都来了。在白色恐怖下，不能像莫斯科那样办“国际无线电训练班”，而是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登门教学的办法。

　　在当时的上海，上门做家教司空见惯，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为了让学员们尽快掌握报务技术，张沈川安装了一个简易装置练习：一人在楼上，一人在楼下。天线架在三楼晒台和屋脊上，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夜深人静时，用气象预报作为收报练习，天亮后撤下来。

　　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取得了成功，仍然无法满足根据地的需求。于是，又举办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由于这个训练班的实际负责人顾顺章，抛弃了第一期分散训练的成功经验，在上海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成立了一家“福利电器公司”，以此为掩护，采取集中训练方式办班，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搜捕之下，这个班只支撑了一小段时间便戛然而止。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袭“福利电器公司”，所有在场人员全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

　　张沈川等人被反动当局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判处重刑。直至抗战爆发，经周恩来多方斡旋，积极营救，方才获释出狱。不过，被张沈川播下的无线电火种，已经随着特科的转移来到中央苏区，为革命的熊熊大火再添了一份新柴。

　　曾三后来回忆道，“李强和张沈川是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母机’，他们为党培训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主要参考文献：

　　《中共无线电报务员第一人张沈川的传奇人生》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6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