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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5月0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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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波穿暗夜 寰宇燿光明

  上图:青年时代的李强。

  上图:中央特科电台训练班旧址。1930年3月中共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李强任教员。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均为资料图片)

  文|虢安仁

  经典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在敌特冲进阁楼那一刻,刚从容发送完关于国民党驻长江军队布防部署的电报。电影中的李侠,正是以我党隐蔽战线无线电通讯先驱李白为原型。在那个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以李白为代表的我党隐蔽战线无线电通讯先驱们,搭建起连接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空中情报桥梁,传送着加速民族自由、人民解放进程的红色电波。

  第一部电台,“工匠”“木匠”造

  1927年,中国革命陷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转入秘密状态,红军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封锁分割之中。当时苏区的通讯只有20多部电话单机,拥有一部自己的无线电台是党中央急切之盼。

  1928年,领导中央特科的周恩来开始筹建秘密电台。党中央采取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送多名同志前往苏联培训,另一方面安排人在上海学习机务和报务。10月,周恩来找到中央特科四科(交通科)科长李强,要他牵头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又找上海法租界中共地方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要他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同时,将中央特科第四科交通科改设为无线电通讯科。

  电台是稀缺战略物资。学土木工程的李强从零开始,在特科队员蔡叔厚“经营”的绍敦电机公司弄了一些车床、铣床、刨床,自己动手加工零件。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1929年冬,李强终于成功设计、组装了我党第一部收发两用的无线电台。此时,张沈川已经学成结业,协助李强测试这部刚造好的电台。这样,李强、张沈川一起在上海建立起我党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

  1930年初,在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的涂作潮秘密回到上海。他专攻机务、电台修理,被安排到中央特科。涂作潮13岁学木工,1924年到上海又在恒丰纱厂做木工,被周恩来亲切地称为“木匠”。李强、张沈川组装成功的第一部收发报机有些笨重,功率只有50瓦,灵敏度也不太高。涂作潮找来不少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从中寻找新式合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图样,弄来可供装配的器材、零件,反复试制,终于成功研制出一台100瓦的新机型。后来李白使用的收发报机,就是涂作潮以普通收音机为主机经过精心改造而成的,使用起来既隐蔽又便捷。

  第一本“豪密”,无人能破译

  拥有了电台,只是第一步。当时流行的密码极易破译,编制一种不被破译的密码,又成了迫切需求。1930年11月,中国共产党香港无线电台被破坏,更让周恩来决意开始编制我们自己更高级的无线电通讯密码。

  周恩来等人广泛收集当时所能获得的各类密码本,借鉴苏联无线电通信经验,结合汉字和阿拉伯数码的特点,反复钻研,成功编制了党的第一部高级密码,因周恩来曾使用“伍豪”为化名,故称“豪密”。

  1931年3月,任弼时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行前,周恩来把自己编制的密码交给了任弼时,并教会了邓颖超、陈琮英(任弼时夫人)如何使用“豪密”。1931年9月15日夜,上海党中央电台首次叫通了苏区中央局电台。周恩来从上海用“豪密”发给苏区中央局第一份电报:“任弼时是否到达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则回复党中央电台,“弼时安全到达了”。从此,“豪密”正式投入使用于全党全军的密码通讯中。

  “豪密”是一种底本加乱数的“一次一密”体制密码,每次电报等于启用了一个全新的无重复密码,每封电报“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完全不给对手以分析的机会。这种“一次一密”的理念放到今天也不过时。例如,在登录很多网站时,除了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外,还要输入一组随机验证码,这个验证码就相当于“豪密”中的随机乱数。蒋介石曾勒令国民党内密码破译第一干将、密电破译机构负责人黄季弼组织对“豪密”逐日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

  “豪密”的出现,保证了党和军队无线电通讯的绝对安全。一直到全国解放,“豪密”都没有被国民党破译。

  第一批火种,终成燎原势

  中央特科四科无线电通讯科的“风语者”们,为了更好地服务党的革命需要,在极端残酷危险的环境中播撒无线电事业的种子。

  1930年3月,李强、张沈川等人按照党中央指示,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为确保安全,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单线联系、上门教学的秘密方式完成教学,3个月后,伍云甫、王子纲、曾三等八九位同志经过培训,成为党的第一批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这时,中央特科收到各地苏区对于无线电人员更迫切的需求。1930年9月,顾顺章、李强、张沈川和部分第一批学员在上海举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班设在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门上挂着一块“福利电器公司工厂”招牌。训练班负责人顾顺章不听李强、张沈川等人建议,执意集中教学,加之管理疏忽,结果,巡捕房冲进工厂,直接逮捕了正在培训的张沈川等5名教员和15名学员。事件发生后,中央特科一方面积极组织营救,一方面深刻汲取教训。1931年1月,接替李强领导四科工作的陈寿昌开办了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恢复第一期分散居住、上门教学的安全模式。

  中央苏区这边,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缴获一部小功率电台,由于损坏只能收报不能发报,被称为“半部电台”。经过教育争取,21岁的国民党通讯兵王铮主动参加红军,利用这半部电台,成功捕捉到各路敌军动向等信息。在此后几次反“围剿”战斗中,又多次缴获多部电台,转化不少敌军通讯人员。

  1931年,第一、二、三期无线电训练班部分学员先后转移到中央苏区,迅速地投入到火热的无线电革命事业中。他们和王诤等从敌军转化过来的人员,按照中央指示,多次在苏区举办无线电训练班,最后建立了瑞金红军通讯学校,我党无线电通讯队伍迅速壮大。这支队伍,成为我党我军的“千里眼、顺风耳”,从反“围剿”到长征转战陕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1936年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苏区,他惊讶地发现,“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要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

  主要参考文献

  隐蔽战线春秋书系《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穆欣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李强传》 紫丁著  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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