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溪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秋风乍起，看洞庭之水浩浩汤汤，想起屈原。

　　屈原在湖湘大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也因了这片土地的青山碧水和父老乡亲，他的名字和诗作得以永久传唱。屈原在其殉楚的那一刻不过是一个悲愤而孤独的野地遗老，为楚国的贵族所不容，更遭后来问鼎天下的秦朝统治者忌恨。先秦乃至秦汉之际的典籍中，找不到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记载，可屈原的作品却在湖南民间得到保存和流传。直到汉文帝时，另一位“忧谗畏讥，去国怀乡”的名士贾谊谪居于长沙，见闻屈原的作品和传说，感怀己身，一篇《吊屈原赋》落笔传世，屈原之名、《楚辞》之文方得昭见天下。

　　屈原非湖南人，他生于楚国丹阳秭归。彼时湖南蛮荒一片，若非“忠而被谤”，遭遇贬谪流放，屈原或许不会在湖南留下足迹和诗文。屈原的后半生处于流离与孤苦之中，但却成为了湖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大幸。湖南的文化史上，屈原是因贬谪而落脚湖南的中国众多文化名人中的第一位。若是没有谪居蛮荒之湘的经历，屈原是否会以中国第一个文学名家的身份名垂青史也许要成为一个疑问。

　　屈原开启了中国诗文“穷而后工”的传统，也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香草美人”的格调与追求。“香草美人”的意象，成为了中国式浪漫主义的发轫，她诞生于穷困之间，成为屈原的精神自喻与人格追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中，“香草美人”是其赖以自足的光亮与慰藉，也是以身作则的不朽创造。屈原对“香草美人”的坚守让他自己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永恒的道德标准，也让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拥有了庄严和自省的底色。屈原的“香草美人”和由他开启的湖南贬谪文化，也自此成为湖南精神的不竭源泉，影响着屈原之后的一代代知识分子。

　　自秦而始，大一统的民族国家成为中国人心所向的主流政治形态，在总体稳定的朝代历史中，屈原之后，和平年代的中国士大夫便无需以沉江殉国的形式鉴心明志了。然而贬谪依然屡见不鲜，士大夫仕途的起落浮沉系于帝王一念。湖南长期以来仍属于边远而落后的“荆蛮之地”，众多士大夫于仕途受挫之后谪迁于此，湖湘履历多半意味着他们政治生涯的低谷。但却正因为这些遭际，许多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在落寞孤苦中反而炼就了他们的传世之作，无意间让湖南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福地。

　　贾谊发掘并传承了屈原的星火；盛唐诗人王昌龄被贬于怀化龙标（今洪江），王昌龄的挚友、大诗人李白感怀友人际遇，写下一篇家喻户晓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生颠沛流离的“诗圣”杜甫于晚年流落湖湘，贫病凄苦中仍吟就雄浑沉郁的名篇《登岳阳楼》；“诗豪”刘禹锡谪居朗州（今湖南常德）达十年之久，其短文名篇《陋室铭》，表达了他于逆境之中“惟吾德馨”的高洁志行；文章大家柳宗元，在政治革新失败后发配永州十年，这十年成为其创作的黄金时期，除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其文集《柳河东集》的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均创作于永州；以及文名虽不及上述名家，但因范仲淹为其著文《岳阳楼记》而千古留名的滕子京，于“谪守巴陵郡”任上“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为湖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诞生于湖湘这片土地的诗文，多有一股奋发或超然的旷达之气。有了这些贬谪而来的文人士大夫，湖南不仅不再是化外之境，反而因其自身的淳朴、刚毅和这些“香草美人”的滋养，形成了颇为稳固且独具特色的地域精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湖湘文化底蕴逐渐成型，经过长久的沉淀和发展，也终于迎来了其大放异彩的时刻，在近现代中国，成为反哺中国文化的一股汹涌浪潮。

　　如今的湖南，早已和“贬谪”二字无关，但传承下来的于困境中坚守“香草美人”的精神，已深深刻在了湖南的基因之中。今天的湖南飞速发展，远古的蛮荒早已无可见闻，但我们仍能从这片土地上的不少角落窥见屈子的忠实信徒对古典“香草美人”的追忆和景仰。这些“香草美人”们行吟过的地方许多如今都已成为游人如织的繁华之地，或是以新的方式呈现供人们瞻仰或传唱。人们回味一间间陋室幽居，一道道溪流山谷，与古人心神相通，悲戚与共。人一生总有那么一些时期，遭遇命运或大或小的“贬谪”，这样的处境中，各人也需各人的“香草美人”相伴，以自适之心百折不挠，抵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柳暗花明。

　　自屈原而始的“香草美人”，在世事变迁中不断演绎出新的姿态。任何时代都需要“香草美人”的执着与坚守，也许屈原沉江之时满怀怨忿与孤独，但屈原之后的“香草美人”们，便有了先辈的事迹与诗文做伴，于长夜中守护微茫的希望。今天的“香草美人”也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属，她属于每一个心怀善良、自省与勇气的人，以君子之道抵御物欲横流的浮生万象，与屈原和屈原之后的众多先贤并行，在“德馨为香草，身洁即美人”的信念中，让灵魂于漫长的岁月里收获磐石一般的丰满和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