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刚

　　我少年时代即酷爱文学和历史，大学二年级时，在《萌芽》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别了，十八岁》，第二年获得萌芽文学奖，二十一岁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当年曾是上海市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国家掀起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我从报社辞职创业，对于虚构类作品的关注急剧减少，而将工作之余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的阅读和思考。

　　相较于文学探索人性，历史学更多地研究组织或团体的兴亡得失，这和我所从事工作的内容颇有相通之处。作为专业从事品牌推广的广告公司负责人，我有幸接触到了许多行业中名列前茅的企业，目睹了他们的成功、扩张和挫折，从服务实践到和客户充分互动中，总结出品牌主体运营系统五个维度的理论，即从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保障和资源动员的角度，去分析品牌主体创业、运营和变迁的规律。

　　这一时期，我又陆续读了许倬云先生的历史文化著作，特别是他的《从历史看组织》等系列跨界作品，从管理学视角剖析大历史的进程，遂萌生了从品牌主体运营系统的多个维度，去重新研究历史、叙述历史的想法。

　　企业和国家政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和持续经营，政权追求社会统治和有效管理，两者的价值并不一致。但从同为品牌主体的视角而言，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把政权的运作视为企业的经营，那么这一国家或地区就相当于市场，所处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所谓政权的产品，指政府对内对外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离不开国家统治策略的相关制度安排、法律设计。

　　品牌是品质的保障。中国古代从以血缘为主体的氏族，到血缘和地域并重的部落，最终形成部落联盟形式的最初国家，或以图腾或以地名发展而来的国号，应该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品牌主体的名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表达了不同品牌主体的区隔，而所谓明德者，当为凸显品牌的核心价值。古代的军政集团或者统治王朝，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可以看作是政治品牌主体被认可的过程。

　　差不多二十余年间，我一面阅读了大量的近现代史上重要政治人物的著作选集、回忆录、口述历史和访谈录；一面又阅读古代史籍，特别是前四史，买来全套文白对照的《二十四史全译》和《资治通鉴》，适应了较快地阅读文言文的状态。同时，我还阅读了一大批古代史、近现代史专家前辈的著作专论，积累了历史科学的研究成果。

　　我在对中国历史的研读中发现，秦汉以来的传统国家治理体系，尽管历经三个连续性的大一统帝国时期，以及两个相对较长的分裂时期，各个阶段不同政权的运营系统呈现出相对的特殊性，但是整体而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统治策略，与孔孟的儒学核心价值相结合，最高统治者及作为组织体制主体的士大夫文官势力，通过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采用严密户籍登记的编户齐民制度，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控制和动员。在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内，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高度统一，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文明闭环。运营系统五个维度某一部分或某几部分，虽然可能发生周期性危机，严重时将造成政权更迭、王朝倾覆，但只要新的朝代建立，统治者对失衡的关系进行调整和修复，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为方法论的治理体系，依然能够进入有效延续的循环。

　　1840年后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指构成这种循环的闭环治理体系的崩塌，是全球化带来的不同文明治理体系碰撞的结果，反映了支持儒家农业文明运营系统的五个维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和瓦解。

　　我从环境、价值、策略、组织和资源多个维度，去分析两千年历代治理的成败得失，特别是观察最高统治者在运营系统中的作用，既不是历史事实的重新考证，也不是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而是综合了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多方面知识，展开大历史跨界写作的一种尝试。

　　历史写作最忌讳出现与史实不符的硬伤，对于书中展现的历史脉络和细节，我都尽可能地反复查证。对于一些文献上不同的、矛盾的记录，我都反复予以比较，融入个人从事管理和传播工作的感悟，最终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严格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逐步展开和深入我的思考，坚持遵循严谨的历史研究和评论的态度。我不能接受那种先有观点，然后为了论证观点而选择性运用论据的研究方法。有些章节我不满意便推翻重写。我愿意在学习和发现中，不断地修正自己、提升自己。

　　（《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沈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