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

　　去年秋天冯骥才出访英国，临上飞机前的两小时，打电话给我说，他为刚刚听到的、关于我的种种流言蜚语而焦灼。他说好不容易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说他立刻就要到飞机场去，然而他放心不下我。“我和同昭早已商量好，要是你碰到什么不幸的事，我愿意为你承担一切……”

　　他让我想起读过的狄更斯，想起他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辟果提、海穆、赫尔伯特……其实我们几乎没有更多的来往，仅有的几次交往，也是匆匆忙忙，很少长谈的机会。但我相信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一九八〇年初冬，十一月十六号。听说他病得厉害，曾晕倒在大街上，我便约了谌容、郑万隆去天津看望他。一出天津火车站，在那熙熙攘攘、万头攒动的人群之上，我看见冯骥才，像一头大骆驼站在一根电线杆旁，高高地举着手，左右晃动着向我们示意。

　　他们家，从头一天就开始张罗起来了。长沙路，思治里，十二号。我们顺着窄小的楼梯鱼贯而上。我看见一方红纸上，他手写的一个大大的“福”字，倒贴在楼梯拐角上。

　　楼梯尽头，权作厨房的地方，冯骥才那娇小可爱的妻，正为我们忙碌着。就在那里，他张口对我说：“我和同昭都喜欢你刚发表的那篇《雨中》，她看着看着都哭了。”同昭点着头。

　　他那间屋子，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阁楼。一张床几乎占去四分之一的地方。床上的罩单，像“天方夜谭”里的那张飞毯。四壁挂满了绘画、照片、佩剑、火枪——好像《三剑客》里达达尼昂用过的那把——一类的玩意儿。那屋子我虽只去过一次，但我几乎可以想起塞满房间的每一件东西的位置。对我这个常常心不在焉的人来说，实在少有。

　　当然，这多半还是因为他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件，都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悬挂在那把佩剑和火枪上方的同昭的彩色小照，纤丽、恬静。他对我诉说青梅竹马的往事：“我们家和她们家只隔着一道篱笆，我常钻过篱笆，到她们家偷吃苹果……”那篱笆呢？那苹果呢？那男孩和女孩呢？同昭的脸上浮起明丽的微笑，我知道了，他们相爱，一如当初。

　　“她本来可以学芭蕾，可惜因为肩膀太溜……”“后来呢？”我不无遗憾地问。“学了画画。”他拿出同昭画的一个彩蛋。真令我惊叹，一个小小的蛋壳上，竟画有一百多个神采风姿各异、栩栩如生的儿童。“她画的彩蛋，在华沙赛会上得过奖呢。”

　　忽然，心头被猛然一击：天边，一只孤雁在低飞，奋力地往前伸着长长的脖子，被淋湿的翅膀紧贴着身体的两侧……那幅画，那个镜框，别提有多凄清、多苍凉了。她为什么非要画一只孤雁呢？有人对我讲过捕雁的故事：猎人们整夜守在河滩上，不时点起灯火去惊扰那只负责打更的雁——仿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打更这样的苦差事，往往由那失去伴侣的孤雁担任，也许它也像人一样，由于孤苦而失眠，这种差事对它尤其合适。它便嘎嘎地频繁报警，惊起酣睡的雁群，然而猎人们并不马上行动，而是如此这般，反复地惊扰那只打更的雁，直至使它失去雁群的信任，大雁们纷纷用嘴啄它、用翅膀拍它，以示不胜其烦，此后再也不以它的警告为然。猎人们这才出动，这时，只需拿了麻袋一只只地往里捡就是。

　　日本拍过一部动物片《狐狸》，动人极了。为什么没有人拍一部关于大雁的影片？要是有人肯花时间观察雁群，一定会发现许多感人的故事。

　　很久了，我的笔再也回不到《捡麦穗》那样的情致和意境，而我又不能写那些“等因奉此”的信给他，我觉得那简直是对他友情的亵渎。我想这世上一定有许多还不清的债，别人欠着我的，我又欠着别人的。正是如此，才演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晚餐由《新港》杂志做东，我已不记得进餐过程中，大家客客气气地说过什么，只记得冯骥才对我说：“就写《雨中》那样的东西吧，那里面有你独特的美。”我沉思默想。我想，我多半写不出那样的东西了。我的感觉已被磨砺得极其粗糙，失去了它的柔和细腻。

　　那一瞬间，我想起斯托姆的《茵梦湖》。这样奇怪的跳跃，也想起人们一生中的第一次眼泪。

　　（摘选自《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张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