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如

　　本书意在通过体悟中国各经典文体，及各文体之重要作家作品，描画出中国的文脉。中国文脉二字可以尽之，曰风雅而已矣。白话文体不在本书的考察范围，因其本就是为着反风雅之道而存在。

　　我从《诗经》讲起，就是为着彰显风雅之道。接着是讲屈子，我提出《离骚》是屈子的证道之作，恐怕前无古人，但我仍勇于自信，因我的确在《离骚》中读出了屈子求道的心迹。我在讲到赋时，特别指出司马相如的士人风骨，也顺着第一章《君子之学》的话头，进一步阐发了文学“为己”之义。我又专为《古诗十九首》设了一章，是想说明中国文艺以高古为极则。后世诗家，我只取李、杜，馀子非不足观，但因本书只谈文脉，万古江河既不废，其他淮、济、汉、洛，自不必重溯。

　　乐府为文乐合一之体，我尝从张卫东师拍曲多年，故于文乐相须相成之际，颇多感发。书中分别为乐府诗、词、曲之鸟瞰，重视醇雅之美、闳约之致，或能稍亲风雅。近世以来，学者多误以为文言即古文，不知更有六朝骈文，蔚为文章正宗。我在讲完六朝文的风流蕴藉之后，更以专章推介有“唐孟子”之称的陆贽。我以为陆贽的骈文，是中国文章的昆仑泰岱，无人堪与并肩。唐宋八大家我只讲了四家，于韩柳之际，我抑韩扬柳，因韩有文化专制之心，而柳能顺民之性。宋六家仅取欧公与大苏，我爱重欧苏文章气节，炳焕交辉，尤其是在写到苏轼时，我觉得自己真能聆听到其幽微的心曲。

　　此书是我步入不惑之年后所著，早已非少作，然我平生唯此书运思最深、用力最覃，固当卷怀自珍。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中国文士的证道心迹，道不变，文亦不变。中国文学依本于中国文士对道的拳拳服膺，中国文脉从《诗》《骚》以降，一直遵循着风雅之道，从未更移，虽在二十世纪横遭两度摧折，却能绵延至今。然则本书之成，岂止不惑，抑且无憾焉。

　　中国文学古称辞章，与义理、考据同为国学之大宗，而辞章实兼义理、考据之胜。《诗大序》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所以诗有如此神奇之功用，乃因诗根本于人的性情，最合于“修辞立其诚”之道。文赋之佳者，胸襟、识力、才具、学养同样缺一不可，文如其人，最是真实不妄。

　　金代元好问诗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三十首》其六）晋代潘岳字安仁，谄事权贵贾谧，每候其出，望其车尘而拜，却能写出高情千古的《闲居赋》，岂非说明文未如其人？其实不然，元好问此诗感慨的是有些人写的字、作的诗违背了真性情，文章自然见不出为人。《闲居赋》纵然“高情千古”，却仍是“失真”的文字。

　　辞章最见性情、胸次、学识，故国学三大宗，自应以辞章为首。1944年，张尔田先生致信《学海》杂志主编钱仲联，谓：“弟少年治考据，亦尝持一种议论，以为一命为文人，便不足观。今老矣，始知文学之可贵，在各种学术中，实当为第一。”他论夏敬观，以为其词与郑珍的诗相埒，在清代无与抗手，“近日忽喜作考据，欲与王静安辈，当场赛走，可谓不善用其长矣。弟甚惜之。”（钱仲联辑《张尔田论学遗札》）

　　王静安即王国维，早年忽为文学，忽为哲学，三十五岁后，始专力于考据之学。然而考据是科学的，见不出人的生命精神，更无以安放人的灵魂，故考据既不足以安身立命，其教化之效，亦远不及于辞章之速。

　　辞章为国学第一大宗，中国文脉实即国学之主脉，故本书亦可名之曰《国学概论》。

　　（《国文课：中国文脉十五讲》  徐晋如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