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勇

　　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已经正式退休了。不记得曾经报过的选题，甚至不相信已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在出版社编辑来京拜访申报项目时的主编李之檀老先生时，我也一起去探望，谈到这个选题时，老先生觉得力不从心。可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老先生还是答应下来，我自然也无法推脱了。

　　我照例还是从目录入手，用了两个月整理了一份《服饰文献线刻图目录》，结果让我有些吃惊，自汉代到清代、民国，大约遴选出六十余部文献，大致有几千张图像，内容十分庞杂。这还不包括一些文学作品的插图以及类似历代仕女图之类的艺术作品。

　　就在这时，李先生忽然病倒了，医生和家人都说老先生已经不适宜再做文献的整理工作了。李先生打电话告诉我已经准备了一些资料要移交给我，这让我更觉得负担沉重。

　　2018年底前我们开始了写作。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首先是调整好图像与文献的关系。

　　图像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往往洋洋数千字描述让你头昏眼花不得要领，可一幅图却能使你豁然开朗。可是对于图像也需要具体分析，例如对于古代绘画研究者来说，图像就是第一手资料，而对于服装服饰，我们还必须解读出图像背后的历史信息。而要对图像进行解读就需要两方面的功夫，一个是对原文献的认真解读，另一个就是对原著所处时代背景资料的掌握。

　　当然无论怎样都需要先看图。看也是一门学问和技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论，一种美学观念、哲学思考。同样的文献和图像有实录的、有抄录的、有道听途说的、有信手拈来的，需要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去甄别和研判。对于古代文献及图像要正确、客观、完整地理解，离不开对原文及图像的解读，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学习，更离不开对于所讨论问题的思考与把握。

　　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相比，其中有关服饰的分量并不突出，在与服饰相关的古籍之中，带有线刻图的也不占多数。带有插图的古代文献则大约从宋代开始才大规模流行起来，这与中国绘画史以及印刷术有关。即使如此，要想把这些线刻图梳理一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次是处理好服饰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关系。

　　服装从本质上说是物质文明的一部分，向内探究是服饰—身体—内心的自我表达，往外扩展则是与古代中国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百姓生活、审美观念等发生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我们力图以服饰为切入点，使读者窥见彼时社会的全貌，引发读者对于物质文明的进程与成果的关注和思考。

　　以前做服饰文化，大多以服装历史为主线，聚焦于服饰的形制、款式、色彩等，叙述服饰的历代变迁与沿革。所以遇到把服饰融入历史大环境之中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人们的质疑：这个与服饰有什么关系啊？如今我们不但要研究服饰与哪些方面有关系，更要探讨的是，都有哪些方面与服饰有关联。随着对物质文明的认识，我们试图将服饰作为一个棱镜，通过历史的光线折射出政治变革、军事演进、经济前行、技术进步、宗教发展、民俗渐变、社会改良的七彩光芒。服饰研究是整个历史图像中的几块拼图，我们应该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以还原或接近历史的轮廓。

　　如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织机是那么多样，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织工的坐姿，一眼就分辨出哪个是织云锦哪个是织宋锦的机械；令我们难以想象的是一百多年前古人对于藏族居住、穿衣习俗的描述，居然在现代得到分毫不差的印证；你了解珍珠的贵重，不一定知道古代采珠人的艰辛，而古代到近代潜水服是如何演变呢……

　　最后是把握研究与普及的关系。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古代文献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在文中尽可能多地提供文献原有的图像，以便于读者通过本书更多地了解古代文献。对于图解，我们将尽力写出我们对图像的解读，而不是给读者一个看似简单的答案，虽然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可能是我们力所不及的。我主张不采用看图说话的方式去完成这本书，过去有些服饰图像研究更多地给出一个符号化的答案，却限制了读者的思考。我们力图找出历史中服饰文化的种种线索与现象，与读者分享我们的剖析方法和分析思路。

　　本书采用“说人”“说书”“说图”的结构，将作者和成书背景与叙事部分分离，采用这种方式的一个原因是适应本书为多名作者集体创作，另一个原因就是方便读者阅读。

　　近年来服饰文化研究的影响逐渐扩大，逐步为外界所重视，这与服饰文化的普及是密不可分的。我和李之檀先生一直认为普及才是提高的关键，因此我们力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叙述我们的观点。学术问题大众化和普及化对一个领域研究水平的提高应该是有推动作用的。

　　唯愿我们所做的能引起你的兴趣，引发你的思考和联想，能够到达探索古代服饰文化底蕴的彼岸。

　　（《中国古代服饰文献图解》 谢大勇主编 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