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鲁迅“精神话题”在当代继续延续，看看《读书》《收获》杂志近些年最有分量的文章，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90年代的鲁迅“精神话题”并不像80年代那样形成了一股主潮和合力。在90年代，鲁迅思想在文坛上被各种力量所稀释了。

　　王朔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纳入流通领域，变成消费文学时，竟然也从鲁迅那儿寻找依据。他的洞明世事的聪明与学识上的不足，竟然在某些题材的处理上，与鲁迅巧合。《我是你爸爸》的内蕴在深层的话语里，弥漫着的是鲁迅当年关于怎样做父亲的主题。

　　王朔消解了鲁迅身上的忧郁与沉重，他把“五四”后在知识者中形成的使命感推到了一旁，以市井中的游戏与调侃，去肢解鲁迅当年面临的苦难，至少在平民化与大众化上，走出了别致的一步。王朔在单纯与浅薄之中，并不掩饰这一代人的无奈。但他的话语结构的最后结果，却使人们从另一角度看出鲁迅的无法绕过的价值。

　　王朔的成功与失败之处，我以为鲁迅模式便是一种印证和参照。王朔抽走了中国人的神圣的精神，当他打碎一切旧的偶像时，连同人的生命的内驱力——精神价值，也一起驱走了。

　　与王朔形成鲜明对照的张承志，则肢解了鲁迅传统的科学理性的一面，从更为原生态的生命意志中，去张扬反抗俗世的精神。在根本点上，他走的是一条反工业文明的宗教情感的道路。张承志似乎不相信科学理性会给人带来福音，往往从远古的遗风与宗教的教义里，去谛听人性的声音。这不是鲁迅在科学哲学与德国哲学启示下的人文主义理性，而恰恰是反人文精神的宗教情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王朔和张承志这里，牛顿力学时代对理性和确切性的渴望被消解了，爱因斯坦时代的雄浑、壮阔的精神之光隐退了。鲁迅当年精神世界中的德国浪漫诗学精神与俄国文化传统，乃至魏晋风骨，也统统以另一种方式被代替了。我从这种文化的现象中，确实看到了一种精神的变异。一方面不得不延续着鲁迅的精神话语，另一方面又在远离鲁迅精神的内核，这种文化的脉息，缺少了一种神圣与平和，缺少了多元意识下的健全理性。

　　应当说，“人文精神”话题的讨论，至少在文化价值承担与现代科学理性思索方面，显示了当下文学应解决的问题。恰恰是“人文精神”的讨论，再一次把鲁迅“精神话题”明确化和深入化了。

　　迄今为止，人们对王晓明等人发起的“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的讨论，仍有相异的看法……

　　“人文精神”的讨论在立论的基点上，自有它矛盾的、还未自圆其说的地方，但它向商业潮流下的文化发出的警示，自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我相信这是多元文化开始的一种象征。如果仅仅以王朔那样的“躲避崇高”的文化矗立在文坛上，而没有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呐喊，殊是可怕之事。“人文精神”讨论中所扩散出的忧郁，至少对大众文化的热潮，是一针清醒剂，它的拒绝媚俗、警惕物化的意识，在我看来，有着不小的价值。中国知识分子欲在新的环境中确立自身的渴望，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

　　只有在这种多元格局的文化景观中，我们才可以真正感受到鲁迅的价值所在。当鲁迅“精神话题”沦为非主流的声音，才可以真正使人领悟到它的魅力。这份遗产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对人类僵硬的文化惰性核心，是一个异端，它的意义就是消解惰性的核心，把人从物化的或非人道的文化程序中拯救出来。它告诉你的是你应当拥有自己的东西，而不是非我的存在；它提示你应是人类命运的沉重的承受者，而不是浅薄、轻浮的个人主义分子。这个遗产没有许诺，没有“黄金世界”，它永远纠缠着困顿，纠缠着茫然和孤独，在一种心灵的角斗与内省里，寻求生存的实在。

　　（摘选自《在鲁迅的余影里》，孙郁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