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

　　关于莫高窟的起始，学者多定为366年，当时敦煌辖属于前凉政权。相传那年有个名叫乐僔的和尚，戒行清虚，希望找个恬静的地方修道。当他来到宕泉河畔鸣沙山麓，“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于是在山上“架空凿险”，修建了莫高窟的第一座石窟。

　　对于乐僔的生平我们全无所知。后人常根据9世纪的《莫高窟记》中“仗锡西游至此”一语推测他是东来的中土僧人。但正如敦煌史研究者李正宇注意到的，当这个事迹首次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中记述时并没有“西游”二字。

　　这通石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比《莫高窟记》早150年以上，碑文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如果说“仗锡西游”隐含了长途跋涉的辛劳，“杖锡林野”则更多地表达了悠游山林的情思。因此，莫高窟的开创者不一定是个外来的游方僧人，而是位当地的禅修和尚。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设想他属于敦煌的某个佛寺或教团，这类地方宗教机构在4世纪肯定存在。

　　根据1991年的一个考古发现，我们知道甚至在2世纪之前，敦煌就已经有称作“小浮屠里”的去处。这一知识来自敦煌附近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枚汉简，历史学家荣新江据此推论：“也就是说这个里坊中有‘浮屠’——佛塔或佛寺，因此得名。”我们可以继续推想，既然有“小浮屠”，那么也必然有被当地居民称为“大浮屠”的更具规模的佛塔或佛寺。

　　在荣氏看来，“浮屠”存在于汉代敦煌的事实说明了佛教在该地的深远传统，为敦煌高僧竺法护（约229—306）在西晋时期的出现提供了历史背景。法护原姓支，是世居敦煌的月氏移民后裔，八岁出家从师姓。虽然他一生中去到各地弘化游历并在长安建寺修行，但与敦煌的关系从未中断，曾率弟子在此译经布道，时人称之为“敦煌菩萨”。他的弟子竺法乘也“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到了东晋和前凉，敦煌又出了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均以修习禅法知名于世。此二人活动时期正与乐僔在三危山上“造窟一龛”的时间重合，因此莫高窟从其创始之初就与敦煌本地的宗教文化密切联系，是这一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这种联系虽然在理论上不难建立，但在当下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中却往往缺失。现在的熟悉做法，是不加思考地把“敦煌艺术”等同于“莫高窟佛教艺术”，因为莫高窟千佛洞中的辉煌壁画与雕塑构成了当地古代美术和视觉文化的主要遗存，吸引他们把全部注意力聚集在这些艺术作品上。

　　但这个跳跃的后果，是在基本概念中取消了将“敦煌艺术”作为更为宽广而多元的领域去调研和思考的必要性，因此也阻碍了对莫高窟的文化环境和特定功能的理解。17年前笔者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做过题为“什么是敦煌艺术？”的讲话，提出我们需要记得敦煌是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地理空间，而莫高窟——一个位于敦煌南端25公里处的佛教建筑群——只构成这个地理空间的一部分。

　　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生态条件及地理景观和现在非常不同，敦煌城内外亦存在着多处宗教和礼仪建筑，不仅有礼拜佛陀和授习佛教的场所，也有道教、儒教、祆教以及地方宗教和祖先祭拜的地点。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多中心视觉文化的社会条件：中古敦煌是一个移民城镇，居住着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的人。要理解莫高窟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把它和同时同地发展起来的其他文化和视觉传统联系起来，在同一文化空间中观察和分析。

　　我们应该发掘这些联系，通过重构敦煌地区的多元视觉文化空间，把莫高窟放到这个空间中去想象和理解。

　　（本文节选自巫鸿著《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