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1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是中唐大诗人刘禹锡的理解。
岳麓山不高，也就海拔三百米多一点，但没有丘壑深林、白云彩霞躲藏神仙精灵。然而，它照样充满着灵气。
使岳麓山充满着灵气的，是其千年传道的文化，是其诸家融合的思想。可以说，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释道高度融合的最佳典范。
山顶云麓道宫的道家文化，山腰古麓山寺的释家文化，山脚岳麓书院的儒家文化，共存共荣，相得益彰，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岳麓文化。
也正是因为它独具自然而成的文化胜境，也使得这一座在衡岳一脉七十二峰中最矮的一处，却成了湖湘文化千年遐昌的人文高地。在刘禹锡那个时期往前溯源，“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
然而，刘蜕死后不过百年，岳麓书院得以在岳麓山中创办，开启了湖湘学派营造大道南移、道南正脉的文化高潮不断。
不仅如此，就连距岳麓书院两百多米处的入山口一座并不高大甚至拙朴的、四面白墙像个小屋的四角亭，也取了一个很有文化且暗藏思想的名字：自卑亭。
何谓自卑？
《中庸》有云：“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由近及远，从小登高，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从低处开始，进而登高望远。
这里的“卑”，用其本义，即低下的意思。要去远方，必自近处开始，如《荀子·劝学篇》所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而要登高望远，也要从低下之处开始向上攀登，《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中称“士弥牟营成周，计仗数，择高卑”。高卑者，高低也。水往低处流，是自然之道，而人往高处走，是一种君子之道。
道不远人。君子所为，做与所处地位相合的事，不做位置之外的事，在上位不霸凌，在下位不攀附，始终严格规范而修正自我言行，居住平安之地而安享天年。这也契合儒释道三家中和之美。
2
匾额为谁所题？一时无从考，我也不想深究。
这一座初建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路边小亭，掩映在嘉树苍苍的古木绿荫之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去登临岳麓山感受儒释道的中和之美，去岳麓书院拥抱千年学府的赫曦归来，去湖南大学领悟百年名校是如何炼成的……都必须经过这一座自卑亭。
初建者为长沙郡丞赵宁。他当初在路旁建自卑亭，为林林总总的各色行人，提供歇足之用。涉江而来，舟车劳顿，在入院登山前少许休憩，以一种新的昂扬姿态，去感受清心之妙境。
虽然清初的岳麓书院，已不如五百多年朱张会讲时，“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的繁荣胜景，而已彻底平定三藩的康熙皇帝，为了加强与坚守儒家道统与治统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合作，仍以朱张理学为正统，特地表彰岳麓书院倡导朱张之学，御赐“学达性天”匾额及十三经、二十一史等。
顿时，岳麓书院又成为了南方文化思想中心，再次掀起道南正脉的热潮，引来了远近学人和游人。
赵宁修亭，也算是响应最高统治者表彰之后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嘉庆十七年（1812），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将自卑亭移建于通向书院道路的正中，让人穿亭而过，漫步而上，而现存者为清咸丰十一年（1861）建造。
此时的自卑亭，已经见证了岳麓书院所走出的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一大批时代大才。
“中兴将相，什九湖湘。”虽然当中大多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建功立业的，然而他们还是胸怀家国天下而放弃了枯守书斋的安身立命。
那是时代安排给他们的血色宿命。就如明末从岳麓书院肄业而成为这里最杰出的学子、同湖湘学派开山祖师爷周敦颐一样享受文庙配祀之荣的王夫之，最初武装反清，戴斗笠、著木屐，耻与清廷天地共存，却不意他躲在瑶峒著书立说而形成的思想，在两百年后成为了曾国藩等后学为晚清续命的兴奋剂。
其实，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这些曾为岳麓书院的学霸级别的人物，在满洲权贵主宰的清廷仕途，并非一帆风顺的。
好不容易通过科考进入中央政府的曾国藩，辗转多个部门创造了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的佳绩，却一度长时间在二品职衔上徘徊。就连他后来自筹钱粮办团练，举兵救国立大功，咸丰帝连重新赏赐一个二品顶戴、授命代理湖北巡抚的决定，很快因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祁寯藻一句“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贬抑的话，顿时默然变色，改变了主意。
好在曾国藩聪明，屡败屡战，在咸丰帝驾崩不久，获加太子太保衔，奉旨督办苏、皖、浙、赣四省军务，命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即便封侯拜相后，因为天津教案的处理，对于他积极探索弱国外交，有着纷纭争议，然其身上始终保持着前辈先贤张栻留在书院里的忠孝廉节的本色。
左宗棠书读得好，可以说于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一个典型的经世致用的实践者，在攻读儒家经典之余，留意农事，遍读群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舆地、兵法、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刻苦钻研，为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在二十岁时乡试中举后，国考屡试不中，得益于同乡好友郭嵩焘的劝说，走幕僚之路而找到了入仕捷径。与曾国藩一样，他也不受咸丰帝喜欢，因为得罪了湖广总督官文的小舅子，被一封劾章，差点被皇帝下旨“就地正法”，幸得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披沥上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也才有了后来左宗棠带棺西征，收复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失地，被梁启超称赞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同样为湖湘经世派代表人物的郭嵩焘不然，他拿到仕途入场券后，出任翰林院编修，被权柄赫赫的肃顺推荐给咸丰帝。皇帝多次召见单谈，颇受赏识，命入值南书房当顾问，还派他到天津前线随蒙古王爷、皇家亲贵僧格林沁帮办防务，算是监军，这无疑是给郭一个最高档次的镀金机会。郭嵩焘书生意气，不知通权达变，导致整顿山东沿海税务失败，被僧格林沁上书弹劾，受“降二级调用”处分，但仍回南书房。
咸丰帝死后，慈禧柄政，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藉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伦敦道歉，郭嵩焘临危受命，赴英“通好谢罪”。郭嵩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朝野沸腾，群情汹汹。亲友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甚至认为出洋即“事鬼”,与汉奸一般。同乡好友、著名文人王闿运撰写一对联，讽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因为朝中政敌使坏，副手刘锡鸿暗中多加诋毁，导致在外殚精竭虑为国家挣面子的郭嵩焘黯然回国，称病回籍，乡党传言要烧了他的坐船，就连他抑郁而终也没有得到其矢志忠诚的朝廷给个谥号。好在他把使西见闻，笔录成书，流传后世。迄至今日来看，他的眼界、他的担当、他的思想，毫不逊色于曾左同仁，甚至于后世中国融入世界大有价值和意义。
他们的身上有着千年书院传承的、一生坚守强烈的忠孝廉节的情结。忠诚于国，孝敬于亲，清廉律己，节操示后。
我们站在讲堂前，犹能听见张栻、朱熹开坛会讲、互相辩说的论道，看见两旁墙壁上“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所影响后世一个个充满志气、骨气和底气的热血身影。即便他们的人生起伏不一，然而又有着一种勃发而坚韧的自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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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者，于心理学而言，是因个体体验弱小不足而导致产生自惭形秽的消极心态，可是，能够认识到自身的缺点、劣势甚至无能，理性对待，清醒对待，智慧开悟，勇敢改变，自是豁然开朗，海阔天空。
经自卑亭，从岳麓书院走出的一代代湖湘人才集群，无论是封建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还是辛亥革命的蔡锷、陈天华、杨昌济，乃是后来改天换地的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他们的出身大多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农耕之家、耕读门第甚至贫苦百姓，然而他们不以卑微而自轻，而以弱小而自强，即便在人生路上接连遭受致命的打击，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倔强而开放的生命状态，故而成就了承受生活之苦的生命之强。
每一个人最初的生命状态，都会有一些自卑的成分。
今天的青年学子，可能在学业上、生活上、情感上，因为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因为形形色色的困难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钟情与恋爱、憧憬与期待、感伤与苍凉、困惑与惶恐，从而有了无法言语又难以释怀的自卑。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勇敢地面对所有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将自己的玻璃心炼造成人生的金刚心，勇毅地在后疫情时代为了自己的理想，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不负青春韶华，不负时代重托。最美的芳华，经历风霜雪雨，自会得以最绚丽的绽放！
多给自卑一点精神，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坚定信仰的力量，领悟人生的风景。
在修养练心上多一些持之以恒的毅力，在修学储能上多一些循序渐进的精神，在安身立命上多一些平和处之的态度，在经世济民上多一些实事求是、逆袭崛起的思想，在生存之道中多消去一些烦恼、沉沦、惶然、怯懦。
凛然独立的自卑亭，即便不能如临近不过数百米的爱晚亭一样，有着“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万里颂扬，也没有同醉翁亭、湖心亭和陶然亭一起举世齐名。然而，出入千年的岳麓书院，感染流霞的岳麓枫林，就得自卑而上。
欲登高者，先自卑。即便在高处者，更要在胸怀“国之大者”时，时刻不忘曾经的自卑。
每一个自强的人心中，都有一座傲立风雨、轮转日月的自卑亭。
而用心走过自卑亭的人，更能懂得放下，走过低谷，向着光明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