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枰凭

　　石之美者为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玉器的国家，由于玉具有性质温润、质地坚硬、纹理缜密的天然特性，历史上，人们将玉的特征人格化，并赋予儒家文化的道德标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被历代仁人君子所推崇。而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玉器被广泛地应用于祭祀、礼仪、丧葬、装饰等领域。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为传播9000年辉煌灿烂的玉文化史，展现中国玉文化的精神气质，长沙博物馆以“玉魂”为名，举办了我省首次“中国古代玉文化展”。

　　展览以历史时间为脉络，通过410件（组）精品文物，将中国玉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分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以及魏晋南北朝后至清代四大部分，讲述了玉器所体现的内涵，以及中国玉器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神圣化、礼仪化、道德化和审美化等特点，展现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玉文化。

　　从石器分化到“以玉载礼”

　　玉器的产生脱胎于石器制作，是人类在原始美感的导引下不断探索的成果。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当时先民对石质的辨认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虽然还不能制造出真正的玉器，但毋庸置疑的是，长期的实践使先民们积累了大量鉴定石或玉质的基本经验，发明了磋磨、钻孔等加工石器的新方法，之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孕育出璀璨夺目的玉文化。

　　根据考古学材料，我国最早的玉器出现在距今9000年、位于黑龙江省东北边陲双鸭山市饶河县的小南山遗址，它们的发现成为东亚地区系统用玉最有力的证明。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东部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广东石峡文化广大的半月形沿海地区形成了中国玉器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其中以距今5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和时代与之相近的良渚文化玉器最为发达，不论是红山玉器的大气简约、栩栩如生，还是良渚玉器的精湛细密、深沉严谨，都代表了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最高成就。

　　作为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古遗址，孙家岗遗址主体文化堆积的时代在距今3800—4200年间，属于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遗存。当时在中原大地上，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正在孕育诞生，王气南渐，使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延续千余年的传统文化面貌骤然改变，各类精美玉器的流行是这一改变最显眼的标志。

　　孙家岗遗址出土的一件獠牙神像玉牌饰是本次展览中最有特点的玉器。它的两面纹饰完全相同，分别饰以头戴高冠獠牙外露的神人阴阳纹。其人面造型，五官皆备，惟巨目獠牙，狰狞凌厉，令人望而生畏，塑造出先民心中“神祖”的形象。以獠牙来表现神性，是我国史前艺术造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先民认为在人面造型中添加獠牙，既能赋人以神性，同时也使人升格为神，凸显部落首领的神秘与权威。

　　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考古学文化尚在探索之中，目前基本可以推定的夏代玉器仅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夏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些象征性的武器和工具与商代极为相似。展览中出土于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的玉戚和玉钺脱胎于兵器，虽已不具备实用功能，但作为象征王权威严的仪仗用器，在当时受到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作为夏代玉器的标准器，它们向观众做了极好的展示。

　　商代，伴随青铜工具的普遍使用，玉器很快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开料、琢磨、钻孔、抛光等技术均已达到较高水平。至商代后期，中国玉器达到了自红山、良渚文化以来的第二个高峰，玉器品种之多、工艺之精、质料之佳可谓独树一帜，对后代玉器制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大量的玉雕动物和人像，多数采用了正侧面剪影的手法，突出玉雕对象的主要特征，运用准确的轮廓线，雕琢出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这种手法与近代剪纸艺术的表现手法和风格相似。1973年宁乡县黄材三亩地出土的一件玉鱼，通体呈弧形，周身阴刻勾云纹、弧线纹等，线条流畅，形态逼真，极具商代玉器“剪纸式艺术”的典型特征，简洁而准确的造型充分反映了商代玉雕摹形与传神的高度统一。

　　从“礼天地”到“复雕琢”

　　西周是中国玉器走向礼制化的时代，严格的宗法制度、礼制观念、等级差距使玉器失去了商代晚期的生动活泼而略显呆板。其雕琢技艺与商代一脉相承，在继承商代双线勾勒的同时，又孕育出新的发展趋向，开创了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技法。

　　鸮，亦称鸱鸮，是古时对猫头鹰一类飞禽的总称。因其习惯于黄昏或是夜间活动，民间又称其为“夜猫子”。先民视其为具有辟邪作用的神鸟，认为人死后灵魂可以脱离肉体的束缚，跟随鸱鸮的引领自由翱翔，获得重生。此次展出了一件洛阳北窑出土的圆雕玉鸮，嘴尖下折呈钩状，两角似与之呼应向下弯卷，尾部上翘，两足蹲立，周身纹饰均以双勾法琢治。整件器物圆润敦实，栩栩如生，琢治技艺娴熟精炼，是西周时期不可多得的圆雕玉作精品。

　　春秋战国既是我国政治大分裂时期，也是文化艺术高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玉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在中华大地得到蓬勃发展。此时的玉器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专享的奢侈品，已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普及倾向，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无不以玉为贵、视玉为宝。就整体而言，春秋玉器在构图、造型、动态变化等方面较之战国玉器显得平静而呆板。

　　及至战国，不论是造型布局，还是平面和边角设计，都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的生机，这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所在，也是战国人的思想、气质、文化使然。此时玉器已与礼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谦谦君子无不以玉为典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佩饰成为最流行的装饰。并且伴随着万物有灵、鬼神思想的出现和蔓延，带来丧葬习俗的盛行，除了生者能享用玉器，死后人们亦将玉器缝缀在织物上殓盖墓主。在战国玉器中以大幅度扭动身躯的龙凤造型，以及张口挺胸的虎形玉佩最为优美而典型，表现了一种刚劲遒健、勇往直前的气势和力度。可以说细致入微的雕工和充满张力的造型相得益彰，令人叹为观止。

　　秦汉时期，尤其汉代玉器已经开始摒弃周代传统礼制观念的束缚，在沿袭战国玉器传统特色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了楚文化玉器自由浪漫的特点，并融合汉代玉器雄浑豪放的风格，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走上自由奔放、蓬勃发展的道路，使两汉时期成为中国玉器发展的第三个高峰。这一时期采用高浮雕和圆雕的作品明显增多，镂孔、抛光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不管是大刀阔斧、简洁犀利的“汉八刀”，还是线如毫毛、细微劲健的“游丝描”，都成为当时主要的雕刻技法。根据汉玉之形制和用途，大致可以分为礼玉、装饰玉、葬玉和陈设玉四大类，其中玉具剑是汉代玉器中极富特色的一类。

　　由于汉代人比较重视佩剑，故玉剑饰在汉代极为流行，剑饰上多施螭虎纹、兽面纹和凤鸟纹等动物形纹饰，用以彰显汉代贵族雍容高贵之仪。以玉为装饰或镶嵌的剑被称为“玉具剑”，完整的玉具剑由剑首、剑格、剑璏、剑珌4个玉饰物组成。剑首是剑柄端所嵌的玉饰；剑格镶嵌在剑柄和剑身相交处，有护手、阻隔之意；剑璏固定在剑鞘上，以供穿戴佩系；剑珌安装在剑鞘尾端。此次展出的一套长沙市出土的玉剑饰，将多种刀法紧密结合，剑首阴刻云气纹，剑璏、剑格和剑珌分别高浮雕螭龙纹，其构思奇巧，神韵尽至，甚是精美。它是湖南地区目前发现唯一的一套完整的玉具剑，是汉代贵族尊贵身份的象征。

　　生机勃勃，从贵族走向平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常以玉、琥珀等制成各种串饰，瑞兽形象“呆萌”，驱邪避凶。但由于当时政治混乱、经济萧条，中国的玉器工艺走入低谷。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并伴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加之西风东渐，中国玉器在经历了三四百年的徘徊之后终于走出低谷，迎来大唐盛世。隋唐五代，佩玉多作花鸟瑞兽纹饰，一派生机勃勃，雍容华贵的气象，并且极富意趣。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宋、辽、夏、金、元时期玉器日益走向世俗，这时的治玉手法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宋代玉工，善以写实花鸟鱼虫与山林景色为纹饰，玉图画形神兼备，惟妙惟肖。辽金元时期玉器民族特色鲜明，风格雄奇豪放，与宋玉相映成趣。由于历史时空同一性，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契丹、女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决定了玉器风格的某些一致性。

　　在那个历史时期，“春水”“秋山”玉可谓流传甚广，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春水、秋山题材源自北方游牧民族四季渔猎活动的“捺钵制度”，最早出现于辽代，盛行于金元时期，它们表现了北方草原山林的自然风貌，记录了飞禽走兽自由驰骋的真实场景，是契丹和女真族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充满了淳朴的山林野趣和浓郁的北国情调，是极具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玉器作品。一件藏于长沙博物馆的“宋镂雕松下双鹿图玉饰件”，就是典型的以山林意境为主题的“秋山玉”作品。它以双鹿为主题，以松柏为陪衬，画面淳朴自然，意境清幽高雅，描绘出山林野外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乾隆时期，随着帝王的喜爱、文人的推崇、玉路的畅通、产销市场的日益昌盛，玉器成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随身佩戴、生活实用，无处不在的珍玩雅物。玉器制作在技法上将优秀传统和绘画、金银加工等先进技法融会贯通，无论玉质之美、雕琢之精、品种之多、应用之广都堪称空前绝后，它集中华9000年玉文化之大成，代表了中国古代琢玉水平的最高成就，成为中国玉器发展的最高峰。

　　明清玉器，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一点在佩玉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此次展出的一件明代折枝牡丹纹玉带扣，左右两片上各雕有一朵折枝牡丹花，大花大叶，疏密得体；加之玉质洁白，温润细腻，抛光好，工艺精，是明代玉作之精品。

　　在我国古代玉器中，玉器皿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类玉器，由于对玉料要求高，琢制难度大，隋唐以前一直较为少见，宋元时期数量有所增加，及至明清时期，玉器皿才大量出现。由于乾隆皇帝的喜爱，大量中西文化融合的仿伊斯兰风格玉器皿也在这个时期出现。

　　长沙博物馆藏的一件精美的清代银镶玛瑙碧玉执壶，是用整块碧玉雕琢而成，通身雕琢二十四瓣菊花纹，花瓣刻画均匀流畅，每瓣误差不到0.1毫米。玉壶一侧有流，其上以阴线刻画海水云气纹，另一侧执手雕琢螭龙喷水的造型，极具动感与张力。壶盖以白银打造，上嵌红色玛瑙、碧玉圆环，红珠碧玉与银光熠熠的壶盖相互映衬，光彩夺目，美不胜收。整件器物浑圆光滑，具有“抚处不留手”的润泽感，玉壶内膛厚薄均匀，底部和足部等次要部位均雕琢得不留“死角”，可谓一丝不苟。这件执壶不同于传统玉壶，它具有乾隆时期痕都斯坦玉器的制玉风格，它将乾隆时期“工精、玉润、色艳、形美”的玉雕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是清代玉器皿中匠心独运、不可多得的珍品。

　　玉器作为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经过9000年的继承发展，从史前的古朴稚拙到秦汉的雄浑豪放，再发展到明清的玲珑奇巧、博大精深，是不同时代、不同思想观念下的产物，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丽遗产，它与中华文明相伴，并将以其高度华美的姿态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放异彩、书写亮丽的篇章。

　　（作者为长沙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玉魂——中国古代玉文化展”执行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