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钟华 朱其

　　1942年3月下旬，徐悲鸿在保山画展结束后赴大理，访老友赵德恒，沿途为抗日义卖捐款筹集抗日经费。进入大理下关，由腾冲大理师管区司令赵诚伯中将接待，二人相晤甚欢。

　　在大理，赵诚伯责成少校军官马丽生负责接待，以确保徐悲鸿在大理地区的人身安全，因此徐悲鸿与年轻的马丽生结缘，也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佳话。

　　徐悲鸿在大理停留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师管区司令部安排的住址没住几天，徐先生就要求在马丽生家住下，这是为了避开每天到访的达官贵人，多一些时间去游山作画。他在大理举行过一次义卖，共卖出150多幅画。当时最好的一匹马的市价不过80元，而徐悲鸿笔下的一匹马却能卖到300元。

　　徐悲鸿将全部收入3万多元国币，由马丽生通过富滇银行，汇往总部设在昆明的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

　　大理之行结束后，1942年5月初，徐悲鸿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约至昆明，住云南大学映秋院，于昆明举办抗日救国义捐画展。当时正是日军轰炸昆明最频繁的时候，徐悲鸿在昆明武成路华山小学大礼堂举行抗日劳军画展，展出作品百余件。

　　其中大幅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群马》等，大幅油画有《奚我后》《田横五百士》等，质量之高，冠绝一时，万人空巷，观者如堵，轰动了南国边疆。

　　1942年徐悲鸿画赠丽江纳西族知名工商界人士、丽江黄山幼稚园创办者杨超然《双鹅图》。杨超然在昆明抗战义展上认购了十数幅徐悲鸿的画。

　　从画展开幕的第一天起，空袭警报接连不断，但是观众依然踊跃。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从第二天起，开展时间和日期都相应延长，徐悲鸿将这次展览的收入国币20万银元，全部交给了云南省政府用以资助抗日烈士家属。

　　在昆明期间，徐悲鸿先后指导刘华轩、熊秉明、袁晓岑、刘文清、卢开祥等云南学子，每有请教，无不耐心热情，详加讲解，勤于示范。

　　徐悲鸿视为生命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在云南曾经失窃。徐悲鸿犹如五雷轰顶，眼前一片昏黑，晕倒在房间，从此落下了高血压的病根。

　　此幅古画收藏于1937年春。当时徐悲鸿应邀到香港举办画展，期间经由作家许地山介绍，来到德国籍马丁夫人家中鉴赏书画。那些书画是曾为德国驻华外交官的马丁夫人的父亲在中国所购买。

　　这是一幅白描人物长卷，由于年代久远，画作已呈褐黄色。画面描绘的是一个道教传说。画中所表现的是东华帝君、南极帝君在侍者、仪仗、乐队的陪同下，率领真人、神仙、金童、玉女、神将前去朝谒道教三位天尊的情景。

　　面对此画，徐悲鸿先生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如果这幅画真是吴道子的作品，那将会在中国画坛和收藏界引起轰动。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他一直视如生命、只身逃亡也要带在身边的宝物竟然在昆明被窃，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直到1944年，徐悲鸿的学生卢荫寰告诉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成都看到了老师丢失了两年的《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兴奋不已，持画者也愿意把这幅画卖给徐悲鸿，不过，他开出了天价：国币20万，同时还要徐悲鸿的20幅作品。为了画的安全，徐悲鸿接受了他的条件。不仅如此，徐悲鸿还决定不惊动警方，也不追究当初此画遭窃的缘由。

　　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白天黑夜忙于作画，并找朋友筹款。20万现款很快汇到成都，又过了几天，20幅作品也寄到成都。很快，在那位朋友的帮助下，《八十七神仙卷》又重新回到了徐悲鸿手中。

　　《八十七神仙卷》完璧归赵，在以后的日子里，它跟随徐悲鸿一家辗转南北，始终没有离开徐悲鸿一步。徐先生去世后，由其家人捐赠给了国家。

　　（本文摘选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时期的云南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