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

　　今年是曾熙先生诞辰一百六十周年。为纪念曾熙，湖南美术馆以“独留青翠照山川”为主题，精心策划了曾熙书画展。一时观者如云、好评如潮。

　　曾熙(1861-1930)，湖南省衡阳县人，晚清民初时期声名远播的文化学者和政治名人，也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教育家和诗人。谱名荣甲，后名熙，晚号农髯。曾熙二十岁中秀才，三十一岁中举，到兵部供职，步入仕途。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熙赴山海关御敌，力阻议和。后又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倡导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曾熙回乡任石鼓书院主讲，创办南路师范学堂(今衡阳师院)，后又担任湖南高等学堂(今湖南大学)监督和湖南教育学会会长，并兼任湖南省咨议局副议长。晚年曾熙绝意仕途，居上海专研书画，设帐授徒，完成了从清末最后一批士人向民国第一批职业书法家的人生转型。从而在书画界声名鹊起，与吴昌硕、李瑞清、黄宾虹并称“海上四妖”。

　　就书法而言，曾熙先生是一位被低估了的书法艺术大师。曾公的书法理论，既继承清代以来，注重从魏碑中汲取营养的变革创新的传统，又反对贬斥帖学，矫枉过正，主张以碑入帖、以碑化帖，碑帖交融，力矫时弊，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守正创新的代表人物。他的正书集秦篆、汉隶、魏碑、唐楷之长，古拙、厚重、宽博、雄强，质如金铁，自出机杼。他的行书，与草书混合交融，世称“破体”，如行云流水，跌宕起伏，飘逸空灵，幻若烟云。他为我们留下了一批惊世骇俗、赏心悦目的书法艺术精品。

　　晚清民初，碑派之说大盛于世，尤其是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大力鼓吹及实践，一大批默默无闻的魏碑被重新发现和推崇，一时之间，言必北魏，书必魏碑。其实康有为的理论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不少，但对于魏碑痴迷的书者根本看不到。曾熙则不以为然，他以碑入帖，以碑化帖，兼取南北，取长补短，学其精华。并以此劝说独崇碑派，鄙夷南派帖学的李瑞清，李瑞清深以为然，而后对王羲之、颜真卿，以及宋四家都广采博收，遂成大家。

　　流传于世的曾熙书法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书(篆书、隶书、魏碑、楷书)，含对联、中堂、条幅、横幅、斗方等；另一类是行书(因大量夹杂草书，又可称合体书)，含手札、扇面、册页、题跋等。我们以作品为例，浅析曾熙书法艺术特点，体验其独具魅力的审美意象。

　　先来看曾熙的正书作品代表作《书论》。这幅作品于1930年创作，释文是“书法宜取骨于篆，取筋于隶，取肉于分，取势于草，性情取之于其人，度量得之于江海。庚午元月，七十髯叟熙”。作品中，中锋用笔，以篆书圆笔起收，以隶为筋，以分为法，以草为势，行笔有明显的提按，使点画线条古拙苍劲，如金钩铁画，万岁枯藤。字的结体借助隶书的宽博、厚重，端庄大方，如关公捋髯，观音坐莲，令人耳目一新，美不胜收。章法上，字的大小、宽窄、错落有致布局合理，画面明净，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作品将中国儒家士大夫入世担当、拼搏奋进的庙堂之气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幅作品的审美意象、线条表情可以用“沉郁”两个字概括解读。“沉郁”的文化内涵是儒家的“仁”，即中庸、雄强的正大气象，也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和“仁者爱人”的态度，表达对人世沧桑的深刻体验和对人生疾苦的深厚同情，有如杜甫的诗。沉郁的审美意象，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情感体验，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由对人和天地万物的关爱所引起的。这种情感体验能够升华成为雄强大气、温厚平和的醇美意象。所以沉郁之美，又是一种“醇厚之美”“雄强之美”“古朴之美”；二是历史的苍茫感，表现作者对人生丰富经历的深刻体验，不仅对当下时势的深刻感受，还包含对整个人世沧桑的哲理性感受。

　　曾熙更有文化含量、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的是大量的行书手札和题跋类书法作品。这类作品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的即兴表达，是作者生活状态和生命张力的自然表达。曾熙的行书，准确的叫法应为行草书，是当今书法界讨论最热烈的第六种书体——合体书。字的结体上打破了前人作品行草书分类严格的界限，在行书中夹杂草书符号。字的大小，用笔的粗细，墨色的浓淡，行笔的徐疾，穿插腾挪，变化构成变幻莫测的线条图腾。这类作品书写状态轻松自然、书文俱佳，逸笔草草、生动活泼，行云流水，如山水画、叙情诗，飘逸空灵、幻若云烟，给人以轻松愉快、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

　　曾熙行草书的艺术审美意象以“飘逸”为标志。“飘逸”的文化内涵是道家的“游”。即人的精神从一切实用利害和逻辑因果关系的束缚中超脱出来。也就是精神的自由超脱以及天人合一的境界。“游”的精神境界，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生活形态，就是“逸”。绝意仕途，寄情书画，追求“逸”的人生，这种“逸”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渗透到审美活动中，就出现了“逸”的艺术。“飘逸”给人的特殊美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乐”之美。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雄浑阔大，惊心动魄的美，“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二是意气风发的美，无拘无束，无我无人，放荡不羁，逸兴飞扬，“俱怀逸兴壮思飞，中间小谢又清发”；三是清新自然的美，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化境。

　　我们今天看到先生的书法，足以见其格局。先生的书法成就，不仅仅限于他各体皆精的书法技艺和极有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还有胸襟开阔、博采众长的书法观念、书法教育理念。比起当今，他又是诗文大家，文风质朴清新，直追魏晋，他著述颇丰，可惜经年战乱，所存不多。

　　在当时，康有为对先生极尽赞美：“农髯于道州为同乡，其八分可以继美，而其最得力者在华山、夏承，皆圆笔也。由圆笔以下穷南碑，故其行楷各体皆逸，体峻者见气骨，体逸者见性情。所谓阴阳刚柔各有其妙者也。”谭延闿评价，农髯书“其胜人处在以碑法入帖，非从帖入也。故下笔高逸穆静，直逼晋贤。”沈曾植评价：“俊园于书沟通南北，融汇方圆，皆能冥悟其所以分合之故，如乾嘉诸经师说经，本自艰苦中来，而左右逢源，绝不见援据贯穿之迹，故能自成一家。”

　　但从民国到现在，百年之间，曾熙没有得到重视。与同期书画大家吴昌硕和黄宾虹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撇开书法不说，曾熙对当时社会的发展也是一名前进的推手。我认为不可让这样一位引领文化潮流的学者、诗人和战士再沉寂下去，我们在此温习曾熙先生的作品，感受他的底蕴和精神，提振新时代开拓进取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