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涛
受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发展空间等多重因素影响，江河右岸往往成为人类聚居的重要场所，易于成长为区域经济发展主阵地、主引擎。其中蕴含的经济运行规律，值得探究，亦能指导实践推动发展。
与过往的区位经济理论著作不同，吴金明、文树勋、沈裕谋撰写的《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在创新论述右岸区位理论与右岸经济一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右岸经济”概念和“湘江右岸长株经济区”建设的思路和政策建议。该著作贯通古今、融会中外、呼应时代，读来启迪良多。
“右岸”是这部理论著作的论述起点。何为“右岸”，该著作做了清晰界定：北向河流的东边，东向河流的南边，南向河流的西边，西向河流的北边。从自然地理学视角和城市发展规律看，在农业文明时代，江河右岸地形相对平坦、土壤肥沃，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在工业文明时代，江河右岸因地形平坦，有利于运输和大型设施的投建，容易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作者进而通过实证解剖，拓展出“右岸区位”和“右岸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事实上，基于人类生活、生产等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而形成的“空间法则”，从来不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论述。从现有区位理论来看，杜能、韦伯、胡佛、廖什等学者对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空间布局等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但大多聚焦于对“后天区位”的理论阐释。即基于地域上已有或假定的“某个点”为原点，将空间由内向外、由近及远依次展开，强调合乎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原理。
比较而言，《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中的“右岸区位”论述，其创新在于探讨解决“初始区位”即“区位基点”或“区位原点”问题，通过缜密剖析，形成创新性论断，即早期的人类文明源于河流的右岸，受地球自转偏向力、水流冲击力和科里奥利力的影响，在河流右岸形成的早期堆积土台是所有区位的“原点”，区位随着堆积土台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向四周圈层扩张。
在此基础上，“右岸经济”的基本内涵得以厘清：城市的初始区位即区位基点一般在河流（人工运河除外）右岸，城市一般首先形成于河流右岸，河流右岸区位一般好于左岸；城市后天区位是基于初始区位成长起来的，后天区位具有资源禀赋的积累性特征，后天区位空间一般大于或至少等于初始区位空间；城市经济扩张的逻辑是先发展右岸经济、做大右岸城市，再延伸扩张至左岸，接着“一江（河）两岸”并举，环线圈层扩张。
有江河穿过或者临近江河的城市，其经济发展脉络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从国外看，比如东京位于江户川右岸、莫斯科位于伏尔加河右岸、伦敦位于泰晤士河右岸；国内的长江、湘江、赣江流域，大部分城市或城区的初始区位位于江河右岸，包括上海、南京、长沙等，多会优先选择在江河右岸（右侧）发展。
大江大河“右岸经济”现象，顺应自然规律和城市经济规律，值得重视。这部著作系统性的“右岸经济”理论研究，从实践中来，最终“回到实践中去”，即为作者建议发展“湘江右岸长株经济区”提供支撑，打开了一扇探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窗户”。
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城市主体区域处于湘江左右两岸，构成的长株潭城市群创造全省40%的经济总量，是湖南经济发展最优区域。其中，浏阳市、长沙县、开福区、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和株洲市主城区共处湘江右岸，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厚实，是长株潭东翼（长株）融城发展的主战场。《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找准理论的具象落点——通过阐述“湘江右岸长株经济区”的建设背景、建设基础与优势、战略定位、发展布局以及更加细分的长株产业示范带的协同共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策略参考。
立足于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部著作还提出发展“湘江右岸长株经济区”的路径建议：准确把握好三个定位，即湖南“一带一部”区域发展定位、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定位、“三高四新”战略定位；统筹谋划好产业空间布局，发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三个国际级产业集群，配置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和大数据“新三要素”，发展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以及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数字产业，为“右岸经济”提供关键驱动力。
诚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只有来源于实践、作用于实践，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右岸经济”理论在实践检验中，亦会不断完善。当前随着长株潭一体化提速，单纯“右岸”的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已难以承载长期“大干快上”。在“右岸”基点上的跨区位、高质量融合发展势所必然。对此，这部书中也有论及。
经济学著作通常给人深奥、晦涩的“面孔”。阅读《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带给笔者的是通透、敞亮之感。它既有“史”的厚重，也有介入现实的力度和温度。它溯源地理、打捞历史、解读经济而提出“右岸经济”，是为在孕育湖湘文明的“母亲河”湘江之畔，在我们深爱的湖湘大地上，探寻一把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钥匙”，畅想经济成效更大、创新能力更强、改革开放更深、生活品质更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的“打开方式”。
（《右岸区位与右岸经济》 吴金明、文树勋、沈裕谋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