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淦璋 彭可心

　　“世界文印看中国，中国文印看新化。”在文印领域，新化人底气十足。

　　新化文印行业全国总商会的数据显示，新化文印从业人员超过30万，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国拥有15万家门店，占据70%以上市场份额，并在数码图文广告快印、复印机再制造、耗材生产与销售等领域形成了规模优势，被誉为“新化现象”。

　　一纸文印何以风行？11月中旬，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奔赴新化、长沙、上海等地，追寻新化文印跨越半个世纪的传奇。

　　1.一纸通告，揭开新化文印冰山一角

　　从长沙乘高铁到新化，时间不过70分钟。新化高铁南站，熙熙攘攘的广场一侧，“洋溪·中国文印小镇”牌匾格外醒目。

　　大约50年前，第一代新化文印人从洋溪镇出发，踏出新化文印走向神州大地的第一步。

　　邹联经就是其中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70年代，常年不着家的他，说是在外修钢笔、修锁、补皮鞋，却总能给家里寄回些钱。直到1977年，新化县公安局发布一纸通告，称“邹联经以修打字机为名，投机获利7000余元”，这才揭开冰山一角。

　　新化古为“梅山蛮”所居之地，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吃不上几口饱饭的农民猛然发现：守着“干死蛤蟆淹死牛，十年九不收”的贫瘠之地，一天只能挣1角8分钱，远远比不上修打字机。

　　当时，修好一台机械打字机能挣45元钱，而1元钱可以买4公斤大米。“身边人”的例子更有说服力。邹联经有次出门，带上了堂弟邹联文，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回到村里，邹联文给父亲买了双羊绒皮靴，给母亲买了件羊绒大衣。听闻两兄弟赚了好多钱，不少村民悄悄跑到邹联经家拜师学艺，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扔下锄头外出闯荡。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规范这支“流动大军”，当地政府在洋溪镇成立新化县打字机修理厂，组织邹联经等几个老师傅授课培训，并给从业人员发介绍信、价格表和发票。

　　有了合法身份，“跑江湖”者有了底气。揣着介绍信的新化人叶习之，最远跑到新疆哈密伊吾县。他麻着胆子找到县委办主任，看到坏了的打字机摆满一桌子，厚厚的一层灰，心想机会来了。

　　两个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只能书面沟通。县委办主任写下验收标准：“横直走格准确，上下字流利，字迹四角分明，轻巧灵活。”叶习之立马应允，一周内修好6台，大赚了一笔。

　　“政府说行，才是整个行业的最大转折点。”曾任新化县文印产业办主任的邹小雄告诉记者。市场闸门被小心翼翼打开，新化县从事机械打字机维修的队伍快速膨胀，到1985年已发展到3000多人。“洋溪邮局的汇款单像雪片般从全国四面八方飞来，都是外出从事打字机维修的人寄回来的。”

　　2.闯荡江湖，从二手复印机“挖到金矿”

　　11月的上海，秋色渐浓，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不时飘下落叶。上海市宝山区的汉基实业公司内，摆放着不少等待翻新的二手复印机。公司负责人张波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从国外收回来的‘毛机’，我们维修后，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卖给文印店。”

　　“回收转卖二手复印机的生意，咱们新化人在全国做得最大。”曾任新化县文印产业办主任的邹小雄娓娓道来，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机械打字机市场日渐式微，更先进的复印机涌入国门，诞生了新的商机。

　　在广州跑销售的新化人曾旗东，通过拜师学艺，率先摸透了热门的日本佳能和理光复印机维修技术。当时，修好一台机械打字机能赚几十元钱，而修好一台复印机可以赚几百元。很多新化人，跑到曾旗东的公司参观学习，维修复印机这一新技术快速扩散。

　　有了好技术，曾旗东很快又发现一个“好买卖”。当时在发达国家，复印机是用来出租的，崭新的设备过了两三年就淘汰废弃。不断有日本、美国的旧复印机通过中国台湾进入大陆市场，被当成废旧销售。

　　“能不能把旧复印机回收再利用呢？”一次，曾旗东在台湾商人的仓库里，发现堆积如山的理光旧复印机，报价每台2000多元人民币。

　　“凭着经验看，这批机器和国内行货差不多，国内市价可是每台四万多元。”曾旗东大胆吃下这批货，运回公司后却傻眼了：机器电压是日本标准的110V，在国内根本没法用。

　　怎么想都不甘心，干脆放手一搏。曾旗东花十几万元买了几台全新的复印机，拆散后研究改装，还真把这批二手机器折腾好了。结果，翻新后的机器标价每台8000元还供不应求，市场彻底打开了。

　　渐渐地，台湾人发现旧复印机不用拆解，进来的货很快被新化人买走，就开始大量进口。双方由此结成利益共同体。

　　在广州天河科技街，抱团的新化人建立起二手复印机集中批发地，也是全国最早的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新化人在这条街开办的公司有50多家，影响力开始向全国辐射。

　　3.同乡互助，文印店如野草般恣意生长

　　1998年早春，北京中关村，做二手复印机生意的新化人邹余全发现，电脑渐渐普及，打印、复印需求呈井喷之势。凭借二手复印机的优势，他到北京大学开起了文印店。

　　邹余全的策略，是打价格战。当时市场行情是打印一面1元、复印一面0.3元，他把这一价格直接来了个“腰斩”。

　　站稳脚跟后，邹余全带着不少老乡来到北京大学校园。新化人的家乡观念浓厚，同乡间的信任大大加快了技术扩散，并直接转化为经济和商业同盟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印行业不再需要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小小文印店更是如野草般恣意生长。凡是新化人打拼的地方，复印、打印的价格低得令人咋舌。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军旗，2006年还在北大读博士。他把这一特殊现象写进了研究论文：“随便给一个角落，新化人都能把它变成文印店。北大的小西门外，一边是公厕，一边是新化人的文印店；对外经贸大学东门一字排开，竟然有9家新化文印店。”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上海。邹望飞十几岁就投奔了开文印店的叔叔，头两年当学徒，学习基本操作。攒到三四万元时，他决定自己开一家文印店。

　　几万元就能创业当老板？邹望飞笑道：“在上海做文印生意的新化人，一抓一大把。只要你说新化话，老乡卖机器、卖耗材都会给你一个好价格。”

　　邹望飞的店面选在同济大学附近，价格打折，但品质不打折，很快在学生社团里打响了名声。恰逢同济大学校园快印中心改变经营方式、招揽承包商，邹望飞经校学生会推荐，一举拿下快印中心的承包权，承揽了同济大学60%的文印业务。在老乡圈子里，他也有了“同济文印王”的绰号。

　　新化文印走向北上广深，滚滚财源不断流入洋溪。并非县城驻地的洋溪镇，高楼林立、别墅成街，全镇人均年收入在2017年就已突破7万元，如今已是湖南省示范型特色产业小镇。洋溪文印产业不断向周边乡镇辐射，成为新化县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

　　4.转型升级，从单一向全产业链迈进

　　上海市静安区的欣普都市工业园内，数码快印工厂一家接一家，邹新旺的“尚印数码工厂”就开在这里。工厂大约500平方米，6台大型打印设备全速运转，轰隆隆的巨大声响，让人说话不由提高几个声调。

　　“复印、打印已经是最基础的业务了，我们现在发力最多的是设计业务。”邹新旺介绍，新化老乡的文印店门面小，放不下大型设备，他们接不下的单，就转到工厂来做。工厂2020年销售收入已达1200万元。

　　看似简单的文印市场，产品和设备的更新迭代却出奇地快，稍不努力，就可能被市场淘汰。新化文印在行业内形成了规模优势，如今把更多目光投向产业链上游。

　　在上海拿到佳能复印机代理权的曾德辉，打算联合几个老乡，在老家新化建一个热熔胶生产工厂。“书籍装订离不开热熔胶。我们研发的产品强度高，性能稳定，不比进口货差咧。”

　　“文印这行当，还有得玩哦。”上海市湖南商会文印行业分会会长王在朋感叹。湖南“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如火如荼，也吸引了北上广深的一大批文印企业回迁新化故土。

　　一改“小、散、弱”局面，龙头企业开始出现，让新化文印的发展前景愈发明朗。2017年，在新化县政府引导、太平洋证券结对帮扶支持下，新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组建，旨在整合新化文印产业资源、优化文印业务模式、发挥文印人士合力。

　　新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国雄介绍，经过4年多发展，已经在上海、广州、深圳、长沙、贵阳、昆明等地布局分支机构，成为天猫“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唯一的文印领域顶级商家，并走向非洲市场。

　　从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从单一产业向全产业链迈进，新化文印不断创新求变。“十四五”期间，新化县将以文印龙头企业为基础，围绕文印设备、耗材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积极完善文印配套产业，加快推进质量和公共品牌建设，新化文印也将进入一个崭新天地。

　　湘经评

　　一部浓缩的产业变迁史

　　冯军旗

　　新化文印史，就是一部浓缩的改革开放史，一部浓缩的中国产业变迁史。

　　新化文印一开始是从缝隙中长出的技术，以流动维修打字机起步，顽强生长，历经磨难，最终发展为遍布全国的大产业，形成了“有城镇处，就有新化文印”的“新化现象”。

　　发展因素举其要者，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社会对文印产业不断增长的需求，使得这个市场越来越大。二是各级政府的支持，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不断出台措施，全力扶持这一产业发展壮大。三是新化文印人的不断创新，发扬敢为天下先的湖湘精神，不断掌握核心技术，追求卓越，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带来地缘经济的勃兴。但不同于义乌商品为代表的“产业集聚型”，新化文印作为“产业分散型”，表现为“链状经济、网状经济”和“专业店”经济。随着时代演进，新印科技等龙头企业和研发机构在新化县“落地生根”，产业园区和文印小镇发展壮大，有可能在新化县形成“产业集聚型”的新经济形态，从而为社会学或经济学带来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新课题。

　　随着龙头企业不断研发核心技术、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实际上正在悄然改写数字印刷设备与配件耗材技术被发达国家长期垄断的格局。对于新化文印而言，这预示着产业变迁进入到更宽广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