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艳丽

　　黄河奔涌，故事不息，文化不息。

　　杨明所著的《黄河简史》以奇丽的神话开篇，将黄河奔涌恣肆的历史与中国的传说、文化、历史杂糅在一起，引领读者重回大河“源头”，乘着黄河波涛，在数千年的人河交战与交融中，感受那些惊心动魄的大河往事和华夏故事。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是历史上黄河河道摇摆不定的真实写照。书中，作者以黄河历史上的五次大改道为轴，串联历代黄河治理及与之休戚相关的治河人物、帝王将相。整本书读下来，正如黄河九曲，风景百转。

　　禹的大河之治在上古时期，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令今人难以分清何为真实、何为梦幻，但禹河故道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仍有迹可循。作者指出，禹的治河是在父亲鲧“围堵障”的基础之上，再勘地形、测湖泊，因势利导，疏堵结合，“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形成的禹河故道，稳定了相当长的时间。随着黄河携带的泥沙不断淤积，黄河在春秋时期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大改道，向东南方向平移了一百公里。

　　行笔至此，秦汉时期的大河之治已经呼之欲出，频繁摆动的河道导致河患不断，不仅两岸百姓朝不保夕，农田灌溉和水运系统也受到了威胁。秦一统天下，除了修万里长城之外，还为黄河修筑了千里长堤，此举一度缚住了桀骜不驯的大河，在秦的兴衰及大汉初兴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千万不要以为，治理黄河仅仅是人与自然的抗争。作者在书中，一再指出当人类的活动足以影响自然，当政治的因素影响了当政者的决策，黄河治与不治，怎么治，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水利问题，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时是扯不断理还乱。汉武帝因当权舅舅的私心，而一再贻误治河之机，导致黄河泛滥多年，直至舅舅死后，才下定决心治河并亲自参加堵口。待到西汉年间，王景受命于危难，“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开启了安流千年的传奇。

　　黄河携沙漫道，带来了多少人的生死荣辱？贤臣纵有治河之能，尚要有当政者的识才之眼，还要有风清气正的政治风气，以及丰厚的国力、财力支撑。在社会的平稳期，大河治理成为官员宦海沉浮的杠杆，有人借治河谋利，有人因治河含冤，有人平步青云，有人饱尝世事冷暖。一旦遇到战乱，大河治理便与战争搅到了一起，大河既可是守方的盾牌，也可是攻方的千军万马，还有人借扒开堵口之机，自己脚底抹油，“水遁”而去。

　　作者将数千年治河故事娓娓道来，纵横勾连，经纬交错，涛声、风声与人语声声声相和。时光流转，故事成了时光的波纹，黄河自顾滔滔。转瞬来到民国，人们大多忘记了历史上那些治河名臣，他们是贾鲁、刘大夏、靳辅等，他们上马能武、下马能治、提笔能文，只可惜他们的星辉在历史中即将消逝殆尽了。

　　民国之时，西学东渐，那个最混乱、最癫狂的历史时期，大师辈出。听闻辛亥革命，一位愤怒的青年，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匆匆从德国赶回国内。可当他回来，战事已停，北洋政府成立了，他扑了个空。只能转道离国，当他再次归来时，已学得一身水利知识。这位热血青年就是李仪祉。他先创办水利专科学校，教书育人，融汇中西，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水利人才；后出任新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泥沙问题的途径——上、中、下游统一治理，并首次提出治理黄河的重点应放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李仪祉后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两袖清风干实事，修建泾惠渠福荫一方百姓，一渠建成再一渠，在那期间，规模宏大的“关中八惠”灌溉工程全面建成。

　　《黄河简史》从大禹治水、王景开安流的千年传奇，再到李仪祉的大河之治，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黄河治理，如数家珍，其中有叹息、激赞、怜恤，也不乏愤怒和调侃。俱往矣，今天的黄河治理，还要看这一代的风流人物。中华数千年的文明传承不息，与大河恢弘的变迁治理辉映如歌，这一部《黄河简史》可谓精彩纷呈，多少帝王逸事、名臣风采、市井百态，以及近现代的家国荣辱尽在其中。掩卷回首，中国人治河的风采，都凝缩成了大禹举起的开山巨斧，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

　　（《黄河简史》 杨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