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鹰
几岁的时候，我就看了电影《上甘岭》，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有一首歌《我的祖国》，更不会想到这首歌从那时候唱到现在还一直经久不衰。每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我几乎都要看到最后，看到一群老中青艺术家齐声歌唱《我的祖国》。于是，我便看见一条大河里，岁月和光阴在奔腾流淌。
《我的祖国》诞生于1956年夏天，那一年，乔羽2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
其实，在创作《我的祖国》之前，乔羽正在赣东南、闽西一带原中央苏区体验生活，搜集素材，为写一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少年儿童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也就是后来很有影响的儿童电影《红孩子》。当他正在搜集素材忙于采访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沙蒙导演拍电报约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上甘岭》创作歌词，并希望他去“长影”写这首歌词。同时，沙蒙还把剧本寄给了乔羽。乔羽读完剧本，感知到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可他一时间又脱不开身。
乔羽想把即将动笔的《红孩子》剧本在当地写好，便回电恳请沙蒙另外找人写歌词。然而，就在乔羽完成采访回到南昌，准备写《红孩子》的时候，沙蒙又给他拍来电报，这次的电文长达数页，连启程的路线都安排清楚了，要乔羽先到上海，由上影厂厂长袁文殊安排车次尽快赶到长春，电文最后还一连用了三个“切”字，三个惊叹号，可以想到，沙蒙已经是心急火燎。
乔羽再也无法以任何理由推辞了。乔羽赶到上海后，袁文殊已经为他买好了直驱长春的火车票。
到了长春，沙蒙就告诉乔羽，《上甘岭》已经拍完，样片也剪出来了，只留下安排插曲的那几分钟戏了，等插曲出来后再补拍。眼下摄制组正在停机坐等，即使什么都不干，每天也要耗费两千元钱。在那个年代，两千元可不是小数目。沙蒙的话意是催乔羽抓紧时间写出歌词。
乔羽问沙蒙，对歌词有什么要求。沙蒙说:“很简单，只希望将来片子没人看了，而歌曲还能流传下来。”
这要求还叫简单？沙蒙这个“简单”的要求，把乔羽难住了，他想了很多思路，总是找不到独特满意的切入点。
这天，被歌词困扰得坐立不安的乔羽来到楼外的一个篮球场上散步。当时刚下了一场大雨，空气湿润清新，一群孩子在一条小水沟里放草船，嘻嘻哈哈特别开心。这样的情景，一下子让乔羽想起了自己童年时代的水乡生活，想起了自己故乡的大运河，然后又联想起滚滚黄河滔滔长江的壮丽画面。
想着想着，乔羽心里热起来，眼前的一切事物也显得格外明丽起来。他激动地跑回房间,像捕捉一道光芒一样，在稿纸上写下了光芒闪耀的第一句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
终于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后，顺着这个切入亮点，乔羽很顺利地写出了三段歌词。
那一天，沙蒙来乔羽房间催稿，看到桌子上的歌词，有点惊喜，他拿起歌词看了后，只说了一句话“回去讨论讨论”。乔羽不知道沙蒙是什么意思，心里忐忑不安。
当沙蒙再来到乔羽房间的时候，进门就问乔羽，你为什么不写成“万里长江波浪宽”呢？这不更有气势吗？乔羽想了想说，“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全中国那么大，没见过长江的人太多了，那样写，可能会让没见过长江的人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不管你是哪里人，家门口总有一条河，河上发生的事情与生命息息相关。只要一想起家，就会想起这条河。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河更好，毕竟在长江边住的人是少数啊。
沙蒙听后，心领神会，连声说：“好，好，‘一条大河’，就它了！”
然后，沙蒙请刘炽为《我的祖国》作曲。
刘炽是个对音乐着迷的“疯子”，他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作曲时，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居然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刘炽死了。为了给《我的祖国》写出跨时空的好曲子，他调查研究了1949年至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从中选出十首歌反复倾听，仔细琢磨，最后从其中一首《卢沟问答》的第一句找到了《我的祖国》开始的旋律，然后像河流放闸一样，打开了这首歌曲的格调和内涵。
歌曲《我的祖国》和电影《上甘岭》，都是沉淀在岁月里的经典，它们是一个整体。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的祖国》是从电影《上甘岭》的心脏里开出来的一朵莲花。
电影《上甘岭》是1956年12月1日正式上映的。影片还原了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的残酷与壮烈。上甘岭是两个台地之间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就叫上甘岭。一首歌、一部电影，把这个小村庄带进了历史深处，带进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记忆里。现在，再回想电影《上甘岭》，我还记得其中一个镜头：在战火短暂的停歇之际，志愿军卫生员在狭窄的地下坑道里唱起了《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我的祖国》这首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棚录音的时候，郭兰英深情的演唱使在场的人都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播放这首歌曲时，电影《上甘岭》还未公映。因此，《我的祖国》比电影《上甘岭》还早的时候就红遍了全国。直到现在，《我的祖国》依然是一首全国人民热爱的金曲和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