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杏芬
这个丰富的世界，曾经有一群青春的她们走过。在那凋敝残破、民不聊生的腐朽旧时代，她们流下的鲜血与泪水，已化作漫天的芬芳与美好；她们的音容与笑貌，与鲜花盛开的春天融为一体，永远年轻，永远生动。
缪伯英：为信仰献身是光荣的
1920年11月。霜降已过，立冬将临，北京城里寒风肆虐。
东城区沙滩北街边有座4层楼房，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型，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在萧瑟的季节，显得格外鲜艳。这里，便是北大红楼。
进得门厅，穿过一楼右侧长长的廊道，至尽头东南隅，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办公室两间房，外间会客，里间办公。而今天，里间房成了会客厅学生们团团围坐在他的办公桌边，昂着头，听先生讲话，个个神情激动。
这是我最亲爱的学生，也必是我最强而有力的拥护者。情感的潮水不由在李大钊心中起伏，漫溢而上，洇湿了他的眼眶。这段时间以来，他过得颇不平静。
七个月前，也是在这间办公室，他会见了共产国际派来的秘密代表维金斯基。两双跨越国界的手握在一起的刹那，李大钊组党的信念愈加坚定。他掏出笔来，亲自修书一封。维金斯基揣着这份滚烫的信笺，即刻赶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八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率先成立，陈独秀任书记。
十月中旬，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李大钊每月将捐出个人薪俸80元，作为各项工作之用，这是他月收入的一半。
但在不久后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裂缝开始出现。这主要来源于李大钊欲争取的那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种种分歧已给工作开展带来诸多不便，令李大钊最终失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从骨子里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一系列矛盾发生以后，六位无政府主义者“和和气气”集体退出北京共产党小组。
李大钊声音略显嘶哑，这是连续多日失眠和忧虑所致。毫不相瞒说完这一切，才打住话头，手臂便如雨后春笋般在他眼前举了起来：“先生，我愿意！您吸收我进入共产党小组吧！”
这其中，有一只举起的手格外白净和柔弱，但又显出一种非凡的坚韧。这手，属于房间里唯一的一位女同学。
“加入一个前途未卜的初生组织，在严酷的现实背景下，不代表享乐。”李大钊走至屋子中央，目光投向每一位同学，他有必要与义务把面临的困难与危险据实相告，“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更多的奉献，意味着更多的牺牲。可能会颠沛流离饱受亲人分离之苦，也可能会被反对派们投进黑牢遭受非人折磨……”
“先生，我想说……”女同学跨前一步，表情坚毅，“您说的那一切，没有任何可怕！人大不了一死，为了信仰而献身是最光荣的事情！”
“好！有青年在，就有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李大钊被学生们的激情深深感奋，一扫连日来的孤愤与郁结，“为了未来中国的平等、民主和公正，为了下一代可享福中之福，我们需随时准备吃苦中之苦，随时要舍得付出最大的代价。我李大钊愿意吸收诸位同学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成员，以此充实党的队伍，壮大党的力量。”
这些同学的名字分别是邓中夏、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宁等，其中的女同学是去年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从湖南考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缪伯英。
这天始，她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也是53位第一批党员中唯一的女同志。
杨开慧：命运掌握在穷苦人自己手里
韶山冲的九月，蛙声业已寥落，湖中菱田却仍绿如秧畦。一位上穿灰色粗布衣，下着青色粗布裤的女子，从晒谷坪前那窄窄的田埂道向这间茅草屋走来。
细妹子抬眼一望，是那从长沙来的大姐姐，她高兴得撒腿就往前面迎去。
一根粗大的杉树棍架在场坪边，杨开慧帮着那妇女把衣服晒到上面。细妹子又是提凳，又是泡茶，嘴角边总有溢出来的笑。大姐姐来了，她上夜校就有希望了。
“乡下妹子读书没用，迟早要嫁人的。”细妹子妈妈拧着衣服，湿漉漉的水落到泥地上，又反溅到她的布鞋上，“生在我们这样的人家，命苦，这是没有办法的。”
“可不能这样说，嫂子。泽建在家时还当童养媳呢，你看，后来跟着大先生走出去，不仅识了字，现在，还找了一个有学问的对象呢。”“大先生”是韶山冲人对毛泽东的昵称，杨开慧也学着这么称呼自己的丈夫。
毛泽建因为家穷，14岁就被送到杨林乡肖家当童养媳，受尽婆家虐待。是毛泽东做主帮她退掉婚约，带上这个堂妹和弟弟毛泽覃一起去往长沙念书。“泽建的对象叫陈芬，是个大学生。只有让细妹子像泽建一样读书识字，才能改变你说的‘苦命’。嫂子，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大姐姐说得对！我要读书，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细妹子连忙帮腔，她太想读书了。
入夜，韶山冲一片黑暗，唯有韶峰下的毛氏宗祠灯火通明。一岁多的岸青在只有几级的台阶上爬来爬去，独自玩得不亦乐乎。台阶上面的木板厢房里，不时传来妈妈的声音。简陋的木桌充作了讲台，下面是提着油灯的乡亲。
“乡亲们都说自己命不好，年年在田里做牛做马忙碌，到头来却是缺衣少穿，忍饥挨饿。这能怪命吗？”杨开慧站在那里，握着一把算盘，说：“我来帮大家算一下，打下一石谷，要交七斗租。剩下的三斗，买完种子，买完农具，还有多少留给自己用？为什么地主老财们什么都不做，躺在家里就能白得七斗租？这就叫剥削！”
“没有办法呢，地主老财们有团丁，有枪，我们斗不过他们的。”一个年长些的农民坐在台下叹了一声气。
一个青年农民却霍地站了起来，说：“先生，您说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吧？”
杨开慧四处一望，角落里有些零碎的竹片，她拾了起来，握成一把：“一根竹片人人都能折断，一把竹片就折不断了。只要我们穷苦人团结起来，什么军阀、土豪、地主老财，统统都能被打倒！”
“我明白了！”聪慧的细妹子也站了起来，“我们的爹娘都以为地主给了我们地，财东给了我们钱，是他们养活了我们。事实上，是农民养肥了地主老财，他们是寄生在我们肚子里的蛔虫。”
“讲得对！”杨开慧反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人”字，说：“人字两边分，地主是人，农民也是人。没有农民的苦，就没有地主的富；没有农民的忙，就没有地主的粮！”
在万籁俱寂的乡村夜晚，杨开慧的声音分外响亮，犹如清脆的钟声。
这是1925年的9月，就在这月，因为还有重要的革命工作，带着妻子第一次回婆家的毛泽东先行离开。杨开慧留了下来，继续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直至12月16日离开，奔赴广州新的革命战场。
向警予：孩子，希望你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
1927年4月，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家，向警予唱着自己编的儿歌，哄着3岁的儿子蔡博入睡。只有这个时候，儿子才会乖乖躺入她的臂弯。
呱呱坠地后，蔡博常年见着的人除了奶奶与姑姑，就是他的几个小姐姐。才来的女人，虽然面容清秀、眉目舒朗，但总之陌生。他抗拒她的所有拥抱。
葛健豪走了进来，这位曾以55岁高龄与她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大义婆婆，见着向警予脸上的泪痕，不由心疼：“三年没见面了，你又瘦了许多。这次回来，多住几天，熟悉了，孩子就会亲近你的。”
第二天，在葛健豪坚持下，一家老小来到城里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全家福。
公公蔡蓉峰坐着，葛健豪、向警予、蔡庆熙和女儿刘昂分列两旁，还有三个小孩子：李特特、蔡妮和蔡博。蔡妮是向警予的大女儿，李特特是蔡畅与李富春的女儿。
蔡博想与姑姑站一起，但被姐姐蔡妮抢了先。向警予微欠身子，把宝贝儿子揽在怀中。留着短发，露着光洁额头的她，笑得像春天一样灿烂。也许那一刻，她的心情是百味杂陈的。曾几何时，她与这个家庭的优秀儿子蔡和森由于共同的革命信仰走到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结成了坚定的“向蔡同盟”。但这一切已成过往，如同当初坚定的爱一样，当情感亮起红灯时，他俩也选择了坚决的分手。
不管怎样，这个瞬间是她难得的幸福时刻，温馨、温情、还有弥漫如暖气般的亲情包围着她，她的笑，是内心深处跳出的快乐音符。
摄影师按下了快门，照片里的蔡博小手含到嘴里，皱着眉头，却有满脸的不情愿。
向警予终究没有多住几天，第三天，她就离开了孩子们。才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她，被党中央派遣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从事地下宣传工作。那里，革命浪潮滚滚；那里，一首有关生命与信仰的悲壮乐章正等待着她去谱写。
妈妈要走了，混沌的幼儿蔡博心中，还是没有将她与“妈妈”一词联系起来。他更不会知道，这是他与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那个面目清秀的女子，向他和姐姐招着手，一步步向后退，只退到一辆载有许多士兵的列车上。如鲫的人群挟裹着她，她在人群里，眼中含着泪，那泪是从昨晚流到现在的。
那一瞬间，他突然记起了她唱给他的儿歌，那是她自己编的。那儿歌，在暗夜里响起来，像带着光亮的丝绸，轻柔地抚慰着他幼小的心灵：
小宝宝，
小宝宝，
妈妈忘不了……
希望你们像小鸟一样，
在自由的天空中飞翔，
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
蔡博不知道，从那天起，这个世界上，以后再也没有妈妈给他编儿歌、唱儿歌了。
为了建设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缪伯英、向警予、杨开慧等许许多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女英烈，和同时代的勇敢男子们一道，用青春与血肉之躯，共同托举起了新中国那一轮绚丽的朝阳。她们壮美的人生与大无畏的牺牲，是一束束永恒的光，烛照后世，亮彻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