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群

　　2019年9月14日，我走进延安枣园党的“七大”会址，在会址的墙上挂着一份很大的座次表，在上面，我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张兰明。

　　父亲1917年5月出生在山西省洪洞县，1937年5月参加革命，1940年4月入党。2014年7月13日，98岁的父亲逝世。临终前，他反复对我说，他一生中最难忘、最珍惜的日子就是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多次跟我讲过参加“七大”的一些往事。

　　父亲是作为一名基层代表参加的“七大”，因为他是战斗英雄。“百团大战”时父亲是指导员，带着敢死队冲锋，弹片炸进小腿里，简单地包扎了伤口又冲上去了。连长牺牲了，负伤的父亲把20多名共产党员战士组织起来，硬是把鬼子消灭了。

　　1943年，党准备召开“七大”，分散在全国各根据地的党代表都要到延安。而父亲所在第八分区是一些根据地到延安的必经之路。为了确保“七大”代表到延安万无一失，分区把总兵站升为团级机构，把在四团任指导员的父亲，破格升为总兵站政委。多次与敌人交火， 八分区总兵站出色完成护送“七大”代表到延安的艰巨任务。

　　晋绥根据地（军区、边区、分局）出席“七大”的代表44人，贺龙为团长。八分区部队和地方代表3人，司令员兼政委、地委书记罗贵波是一位，父亲是军队代表。罗司令员先期已到了延安，父亲是1945年2月10日离开兵站，步行去延安的。

　　到延安后，晋绥代表团安排住在陕甘宁边区经委院子里。同住的一位陕北籍的同志告诉父亲，陈云同志住在这个院子里。会议期间，父亲经常见到陈云同志，他每次都十分和蔼地和父亲打招呼。

　　晋绥代表团的代表基本到齐后，离开会还有一个多月。这段时间，代表们的任务是学习。全团分5个小组，讨论的文件一部分是毛主席的文章、讲话，另一部分是王明等人的讲话、文章。认真一对照，长期在战斗一线的父亲吓了一跳，原来党内还存在着这么激烈的路线斗争。有些老红军代表们讨论发言特别积极，用大量的事实控诉王明“左”倾路线的巨大危害。

　　“七大”期间，由于晋绥代表团住得较远，专门为代表们配备了一辆大卡车。每次开会，或者参加集体活动，贺老总坐在副驾驶位置，其余同志都站在卡车上。“七大”的伙食安排得不错，“南泥湾”为代表的陕甘宁大生产开展以后，边区的物资大大丰富，吃饭是四菜一汤，其中有一个荤菜。开大会的时候，他们在杨家岭中央礼堂附近的一个食堂开餐，六菜一汤，有3样荤菜，其中有一大盆扣肉。

　　会议期间，纪律严明，不准随便外出。文艺节目安排了两次，一次是开幕前，看了话剧《雷雨》，戏里的道具，让代表们大开眼界。第二天吃早饭时，罗贵波司令员（1957年10月任外交部副部长）对父亲说：“我也没有见过高跟鞋。”第二次是闭幕那天晚上，演出的是歌剧《白毛女》。会议期间，还为代表们放了几次电影，都是无声的。

　　父亲动情回忆党的“七大”盛况。他说大会场设在杨家岭中央礼堂，主席台的墙上挂着两面党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大幅画像挂在旗帜中间。主席台上有一个简陋的讲台和几张桌子，还有5张木椅子。坐在主席台上是后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5位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即“五大书记”）。台下摆着几十排长长的木条椅，是代表们的席位。贺龙同志等中央首长坐前排，其余按代表团分席位，晋绥代表团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上。

　　1945年4月23日日下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歌声中开幕，毛主席致开幕词。第二天，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父亲记得非常清楚，毛主席在作报告时，没有按稿子念。事先，每人已发了一份《论联合政府》的讨论稿。毛主席说：详细内容，就不讲了。他还反复说，全党的事全党办。他那天脱开稿子讲的内容很多。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用的时间较长，大会决定由下而上提名，父亲所在小组里提了罗贵波的名，不少代表也只提自己认识的领导的名字，来自19个根据地的19个代表团，一下子提了好几百个名字。这个时候，毛主席出来做工作，“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那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在这时公开提出来的。第二次提名，名单就集中了一些。经过三下三上，第三次提名就更集中了，共有90余人，从中选出77人。

　　在这段时间，毛主席特别强调要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在选举中，大家都不愿意选王明以及跟他犯过错误的同志，经过毛主席的耐心工作，在投票中照顾了各个方面，使党的“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6月11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宣布“七大”胜利闭幕。会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第二天，父亲便怀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激情，返回了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