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李玮

　　今年是中国考古百年，湖南考古70年。7月11日，由湖南日报社、湖南省考古学会、湖南省博物馆学会主办的“庆祝中国考古百年”湖南省十大考古发现推介活动结果出炉。

　　考古发现，将湖南地区人类文明起源追溯到距今约50万年前，让人们发现既往印象中的“南蛮之地”原来光辉灿烂。

　　入选“湖南省十大考古发现”的考古项目，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说，它们最精彩、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湖南的世界级影响力

　　距今1.4万年前的水稻，距今1.8万年前的陶器。郭伟民表示，仅这两点，就让道县玉蟾岩遗址具有了全球范围内划时代的意义。

　　人类的婴儿期实在漫长，经过数百万年，到了距今1万年左右，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学术界称之为“新石器革命”：即农业及畜牧出现，人类由旧石器之寄生者变成新石器之生产者。

　　“玉蟾岩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但它的文化和人类生活的迹象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很多特点。”郭伟民说，农业、定居、磨制石器，这些“新石器革命”的特征在玉蟾岩都有。

　　另一处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湖南考古发现，是广为大众熟知的“长沙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之所以成为震惊世界的惊天大发现，因为它作为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一家三口的墓葬，出土的3000多件珍贵文物完整地展现了西汉初年的中国文明。”郭伟民说，当时，岭南地区属于南越国，长沙国有保卫西汉中央王朝的重任，两者的关系非常紧密。虽然出土文物有浓厚的楚文化特点，但长沙国的政治体制、文化等，都与西汉中央王朝一致。马王堆汉墓，是汉初历史文明的标杆，可媲美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陵。

　　2015年，中国土司遗址·永顺老司城成为湖南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它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象征，反映了东方高度发达的政治智慧。

　　因为陶壶上的诗文，被大众赋予浪漫色彩的长沙铜官窑被郭伟民评价为“隋唐时期湖南最重要的考古发现”。长沙铜官窑瓷器是中国最著名的外销瓷之一，通过它可以解读大唐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湖南因子。

　　引领中国最早的浪潮

　　白陶上，有凤鸟、兽面、太阳、八角星等纹饰。这是洪江高庙遗址所代表的高庙文化最显著的特征。高庙遗址的白陶及其纹饰所代表的文化浪潮，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史前的第一次艺术浪潮。

　　听起来有点艰涩难懂。

　　“高庙文化的时间上限超过距今7500年。”郭伟民解释道，高庙文化白陶及其纹饰往南向海洋传播，最南边到如今的大湾区，即珠江三角洲流域。比较有名的是深圳的咸头岭遗址。在广东、香港的很多遗址中，都出现了太阳、鸟、兽面獠牙等纹饰。

　　而在比高庙文化年代更早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内蒙古兴隆洼文化中，也出现了相似的纹饰。“这说明，距今七八千年前，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已经产生了，文化的多元性和背后的联系产生了。”郭伟民说，高庙文化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

　　“中国最早的城”澧县城头山遗址，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将近8万平方米的地方，人们筑起了高大的城墙，修筑了宽阔的护城河。这种大工程，如果没有统一的规划、调度、组织管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城中还有功能分区，陶器的生产规模化，甚至标准化了。”郭伟民认为，这说明城头山存在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秩序。城头山社会的复杂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具备了古国到来的早期形态，甚至标志着城乡分野。同时，城头山开启了中国史前的第一波城池化的浪潮。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几十座城池林立。这样的城池化建设，是人类历史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城头山当之无愧为万城之城。

　　中华文明“湘”味十足

　　作为商周时期南方文明的高峰，宁乡炭河里遗址身后，藏着一个考古学家还不十分了解的方国。但四羊方尊、象纹大铜铙等青铜器上的精美纹饰、精湛工艺等，证明了在早期中国形成的夏商周时期，湖南是地域文明的领头羊。

　　近年来，因屈原步入大众视野的岳阳罗城遗址，则是湖南被一步步纳入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

　　“商周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中心，引领了整个早期中国发展的潮流，并不断与周边文化互动交流。”郭伟民说，春秋战国时期，湖南成为楚国的大后方。罗子国迁国的史料、屈原在汨罗江畔的传说，这些历史线索都在此汇集，让岳阳罗城遗址成为楚文化入湘的最早见证。

　　洞庭郡、苍梧郡……古井中的3万多枚秦代政府的文书档案简牍，改写了历史，纠正了史书的错误。龙山里耶古城遗址是兵马俑之后，大秦帝国的又一惊天大发现。

　　还有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10万余枚简牍，数量超过了当时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认为，其价值完全可以与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等相提并论。

　　中华文明的浩瀚星海中，湖湘文明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