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景文

　　铜官很像湘西凤凰。凤凰有沱江穿城而过，铜官有湘江逶迤北去。凤凰是座山城，因西南有一山酷似展翅高飞的凤凰而得名。铜官也是山城，云母山绵延数里，工厂民房犬牙交错，铜官人用废旧的陶缸围墙，琉璃瓦盖房，远远望去，房屋林立，烟囱高耸，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别有一番风味。凤凰出名人，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铜官也出角色，郭亮、袁仲贤、谭希林同样是有史可查的名人。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凤凰就像一幅水墨山水画，色调是淡雅的；铜官则更像一幅暖色调的油画，红彤彤的，酣畅淋漓！

　　关于铜官的得名，历来说法不一。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曾提到湘水边一个叫“蝶”的地方。鄂君名启，系楚怀王的弟弟，拥有150艘庞大的商船，生意做得很大。当时的蝶应是楚国铸铜币的场所之一。清嘉庆《长沙县志》却云：“旧志载，铜官山，县西北六十里，为楚王马殷铸钱处，未知孰是。”在铸钱处置管理铸铜事务的“铜官”，这便是铜官地名的由来。三国时期，铜官为吴、蜀分界处，相传吴将程普与蜀将关羽约定互不侵犯，共铸铜棺，故名“铜棺”。后因忌讳“棺”字不吉利，改作铜官。此为“铜官”之名的另一来历。不管哪种说法，铜官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亦为商家青睐的黄金码头，曾经繁华红火，却是不争的事实。

　　唐大历四年的早春，来湘投亲靠友的杜工部，乘小船经岳州向潭州进发，逆湘江而上，途中为避风，于傍晚时分到了铜官。当时，铜官窑正在用柴火烧制釉下彩陶，烧红了半边天，诗人不明就里，误以为是春耕烧山。尽管漂泊了大半辈子，晚景凄凉，熊熊烈火却一下子点燃了“诗圣”的诗情，一首《铜官渚守风》一挥而就：“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天气的阴沉，辗转的艰辛，落魄的愁苦，都被炙热的窑火慢慢消解，杜翁的心头又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的期望。

　　同为唐代著名诗人，同样是写铜官烧窑，与杜诗的沉郁内敛不同，澧州人李群玉笔下的《石渚》更为生动形象：“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绘声绘色，淋漓尽致，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一幅火烈风猛、烟焰张天的画面呼之欲出，蔚为壮观，堪比赤壁之战。

　　铜官盛产陶土，已探明储量为5000-8000万吨。云母山的天然黏土，呈深红色，既有可塑性，又有内在张力，耐高温煅烧，能抵御外力冲击，不易破碎。《水经注》载：“铜官山，亦名云母山，土性宜陶，有陶家千余户，沿河而居……”铜官烧制的陶器也多为陶土原色，十分醒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湘水的柔韧、云母山的坚毅、陶土的热烈，被铜官人糅合得很完美，也造就了铜官的红色基因和传奇故事。

　　早在1922年，在毛泽东和郭亮的直接指导下，铜官陶业工人反对“窑门捐”“窑货税”的斗争就取得了完全胜利。1923年1月，毛泽东在郭亮的陪同下来铜官考察工人运动，3月成立了铜官陶业工会。不久，又建立了中共铜官陶业工人支部，是全省最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之一，铜官境内的革命活动从此风起云涌。1930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迁到铜官，同年冬，中共南安县委、湘阴县委联络处也搬到了这里，铜官成为了全省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和红色摇篮。1935年5月，经湘鄂赣省委批准，在铜官成立了中共湘江特委，领导长沙、益阳、湘阴等地的革命工作。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铜官培育了郭亮、文淑益、袁仲贤、谭希林、李灿英、杨汉章、谢介眉等一批坚定的革命者。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保家卫国，好几位铜官籍烈士长眠在异国他乡。

　　1916年，年仅15岁的郭亮在长沙街头目睹了被屠杀的革命党人的头颅，悲愤难抑，以诗明志：“湘水荡荡不尽流，多少血泪多少仇？雪耻需倾洞庭水，爱国岂能怕挂头！”不幸的是，竟一语成谶。1928年3月，时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的郭亮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酷杀害。敌人将其头颅悬挂在司门口，后又移至铜官东山寺戏台，妄图通过这种血腥而拙劣的手段扑灭呈燎原之势的革命烈火。但“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几名陶业工人在夜色的掩护下，冒着生命危险，将头颅偷回来，和躯体一起悄悄安葬在郭家后山上。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郭亮的牺牲唤醒了民众，革命群众以血性和顽强回击了丧心病狂的敌人。21年后，湖南和平解放，铜官也从此获得新生。

　　夕阳西下，站在航电枢纽坝顶公路上回望铜官，湘水那边一大片血红色。铜官为什么这样红？可能是千年窑火烧红的吧，也可能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铜官过去是红的，现在是红的，将来肯定还是红的，因为这种红色基因已融入到了铜官人的血脉里，红到了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