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城

　　我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爷爷李克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工作在党的隐蔽战线，曾任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在他的影响下，1938年父亲李力还不满14岁，就与哥哥姐姐们一起参加了八路军。我母亲郭芃当年也是进步青年，在地下党的指引下从四川万县老家步行到延安，与父亲同批进入抗大学习。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一是听组织的话，靠自己努力。父母那一代人参加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在长辈身边，他们都把自己看作组织的人，听领导的话，努力为党工作，从来没有想过得到什么特殊照顾。听父亲讲，当年在延安时，全家人都入了党，只有三叔李伦因年纪小，尚未加入党组织，被哥哥姐姐们戏称为“党外人士”。这个绰号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有一次，毛主席找我爷爷谈工作，闲谈中开玩笑，问你们家那个“党外人士”怎么样了？爷爷回家后，找三叔认真谈了一次话，说你虽然没有入党，但不是党外人士，而是共产党人的儿子，将来也要争取加入党组织。要记住，不能靠家里，凡事都要自己努力，听领导的话，有事找组织。

　　三叔说，这席话让他记了一辈子。从延安的炮兵学院毕业后，三叔直接上了战场，参加了石家庄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上海、舟山群岛等战役，荣立过一等功。靠组织培养和个人努力，三叔在各个岗位都做出了成绩，最终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2019年三叔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他反复对家人和医护人员说，“我要找组织，我有话对组织说……”

　　前辈的这些话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我从当兵、入党、提干，到后来多次工作变动，从来都是靠自己努力，参加工作50多年了，没有走过一次“后门”，也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有人说我傻，都什么年代了，有关系还不用。我总感到，正因为出生于这么一个家庭，更不能给前辈丢人。

　　二是认真做事，淡泊名利。奶奶赵瑛大革命时期就开始支持爷爷的工作。上世纪30年代初，爷爷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卧底”，奶奶随他在上海“坐机关”，参与了许多具体工作。抗战初，奶奶正式加入党组织，担任机要秘书，一直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周恩来总理曾在大会上向她表示感谢。1955年军队要整编授衔，动员女同志转业地方，奶奶带头退出现役，成为一名不领工资的家庭妇女。但她毫无怨言，仍继续做好原来的工作。

　　有前辈的以身作则，父亲他们这一代人都能以党的事业为重，不图虚名，不谋私利，认认真真地为党做工作。二姑李冰比较典型。她从延安时期就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解放战争中也立过战功。1958年负责筹建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长期担任党委书记、副院长。虽然受到冲击，但她毫无怨言，埋头工作，钻研业务，联系群众，受到上下一致好评。在党的十二大上，李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有关部门根据其德才表现，曾考虑让她到卫生部任副部长。二姑得知后，到处托人“走后门”，表示愿意留在基层，继续从事肿瘤防治事业。2002年二姑病故，6年后，她曾经工作过的河南林州市人民医院，在院内为她塑了半身像，以纪念李冰院长及她带领的北京医疗队扎根基层50年，为林州市防治食管癌作出的特殊贡献。

　　前辈的这些故事使我明白一个道理，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与其追名逐利、伤神费力，还不如认认真真地多为社会做点事，多为他人提供些帮助。金钱和权势都是身外之物，可遇而不可求，而尽自己所能做点实事、好事，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部队任职期间，我是这样想的，退休后仍坚持这一追求。通过深入学习研究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理论，先后给党政机关、部队、院校、企事业单位作报告近2000场，听众近20万人，并指导一些单位将红色管理付诸实践，取得明显效果，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