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又要来了。当我们捧读一本好书时， 应该感恩那些给我们出版好书的人。著名的出版家钟叔河先生一生编书，孜孜不倦。他的学识令人佩服，胆识和勇气令人敬重，总结的对人生和出版的真知灼见，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

　　谢明

　　1. 家里有“躲生日”的传统

　　钟叔河先生，生于1931年，今年即是九十华诞。但先生说，我不做生日，我家里有“躲生日”的传统。

　　“祖母生父亲的时候难产，父亲的生日就是他的‘母难日’，所以他每逢生日便要躲。他是教书先生，很多学生知道他的生日，每逢这天他就外出。七岁那一年，正好是抗战开始，我该进小学了，父亲第一次带着我外出‘躲生日’，我们逛到老长沙中山西路那一带，他指着后来叫做中原公司的那片地方对我说，这就是我以前读书的地方，叫做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这是酝酿过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惊心动魄大变革的学校。因此，钟先生说他父亲是梁启超的“不知名的弟子”，和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知名弟子是同窗。这件事不但让钟叔河学会了“躲生日”，而且也学会了认真做事，读书。

　　先生说，人老了会越来越懒，很多事情能不做就尽量不做。念楼的客厅里有一张台球桌，上面蒙的布盖落了灰，自从老伴仙去，台球也懒得打了。生活中能简化的尽量简化，字也很少写。

　　只有一件事情是例外的，那就是书，他还在读，边读边想编辑的事情。他也在编书，编他自己的《钟叔河集》。他还想写，“如果还能活两三年，就开始写我的故事。这一次，终于可以写写自己了!”

　　“我现在是自由编辑！自由作者！”只要谈到做书，他就会滔滔不绝。最后他甚至和在座的晚辈开起了“选题会”，头脑风暴一阵接一阵，竟然提出了不少金点子。

　　他本来是斜坐在椅子上，后来越坐越直，眼神里爆发出热情的光芒，如老水手见到了大海。

　　最后，他干脆站了起来，步履稳健如常。拉开窗帘，让阳光倾泻进“念楼”。

　　2. 好编辑从不抱怨

　　“我听不得现在的编辑诉苦。我真是觉得，时代在进步，工作条件越来越好，空间还是越来越宽。”

　　钟叔河先生的编辑生涯，是从报社开始的，他讲了一件往事：1956年，他又看见沈从文的文章了，心里非常激动，就要求去北京找沈从文约稿，可领导就是不批准。

　　后来编辑做不成了，读书的修行却还在继续。先生说，读书也要有读书的方式，有时得捧卷长吟，有时要掩卷沉思。如果都在手机上看，“手上无卷，又怎么能沉思呢？”

　　1979年，先生平反以后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成了文教编辑室下属文史编辑小组的一员。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向世界丛书》。“出《走向世界丛书》，就是要推动中国快一点走向世界。”他说。

　　遇到的困难，不只是木刻本石印本要手工抄书，广东白话猜洋文要费力今译，内容要做提要做索引，上万字一篇的导言要写出质量……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个月出一种，一年要一次出十种十二种，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一年只给他四个书号，“那我等嘛，等个三四年，等书号够了，也可以一次出个够嘛。所以我听不得现在的编辑抱怨什么，你说你选题好领导通不过，那就拿到别的出版社去出啊。如果你想让选题很有把握，那就必须练出自己的真本事来。你说领导不给你自由发挥的天地，其实自由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办出版社，也是如此！”

　　3. “念楼曰”就是我的读后感

　　在出版社上班九年，钟叔河先生做了三件大事：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将《曾国藩全集》纳入国家出版规划，推出周作人的作品。这三件事，无一不是中国出版史上开创性的大事件。关于其中的价值和背后的故事，众人皆知。倒是他近年来的畅销书《念楼学短》，从公版古籍中提炼和升华价值，大家知道的少。

　　传统的公版古籍，最通行的做法是古文今译，钟叔河感觉这种做法看似合理，其实局限性很大，并没有完整呈现古籍的价值。大多数古文今译，要么是学者的著作，讲究微言大义；要么是语文老师的讲义，“白话古文观止”。“我的《念楼学短》不做今译，只写我的‘念楼读’。教我的外孙女读，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读。里面的‘念楼曰’就是我的读后感，我可以在里面卖点我的私货。”

　　先生说着说着就比划起来，兴致盎然。他拿《庄子》来举例，“读《庄子》，我不去谈什么哲学思想，按文学的读法来读，庄子写得多好啊，‘运斤成风’，大斧抡得呼呼地响，一斧子砍下去，将鼻头上涂的粉削得干干净净，站着的人却纹丝不动。这得对抡斧头的人有多大的信任啊。这就是知己，知己难得啊！”

　　他说《聊斋志异》和《世说新语》也是好东西，按他的思路来“读”和“曰”，必有所成。“做好《聊斋志异》，是可以取得世界性成就的，但首先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是选的篇目要适当，选二三十篇就可以了。我最喜欢的是《黄英》，《黄英》写得最干净，也最美，还有《香玉》。中国古代女子没有社交自由，言情小说中女主角只能是霍小玉、杜十娘。整天整年在大观园般的华府里面做白日梦的蒲松龄，他写狐狸精、花精、木精。这些其实是他幻想中的小姐丫鬟少奶奶。”

　　4. 总有匹配的文化车轮

　　对于出版的精神追求，也许《走向世界丛书》的精神追求就可以作为类比：那里面既有薛福成审视世界的理性，也有郭嵩焘洞察世界的深邃，还有梁启超超越世界的浪漫，那便是出版精神的卓越之处。

　　钟叔河先生说郭嵩焘是翰林，是旧体制里培养出来的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一百多年前，他能第一个站出来说旧文化不如西洋文化，第一个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首倡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旧体制应该做彻底而系统化的改革。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这需要惊人的信心和勇气的。

　　郭嵩焘是对的，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永远不会逆转，包括出版。

　　做出版，首先得是把读书当成最高生活的人，“我经常说，一个人要做出版，第一就要想着多出自己爱读想读的书，不要想升官发财。我们因为热爱书，才来选择出版这个职业，爱就是理想，你热爱的，读者也会热爱。”

　　其次他得把出版当成最高理想。既然社会环境和文化整体上永远都在进步，那么出版的追求就没有理由去倒退，“富民政策会让物质生活极度丰富，富足就会有更多的文化要求。文化需求中大部分人看的是通俗文化，他们看的是消遣，要的是快感刺激。但总有一部分人不会停留在文化的温饱层次上，他会有更多的思索。我坚信这点，物质财富在飞速进步，总有和它匹配的文化车轮。所以说物质进步是前提，没有饭吃的人是不会看书的，看书就让一部分先进的人有了思想要求，人们必然追求广阔的精神世界。当然，人和人区别很大，就像赫胥黎说的那样，人和人的区别，比人和猿猴的区别都大。有的人其实是很浅薄很庸俗的，他不会因为读了个大学，就是个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我讲的知识分子是要有担当，有参与，有追求，有情怀的那类，他们是追求社会进步的人，追求文明和正义的人，有独立思想的人，这才能叫做知识分子。”

　　5. 涅槃为一种求索精神

　　这便是九旬钟叔河先生内心追求的澄明，他也坚信这澄明的追求，应该引领一代出版人去超越另外一代出版人。“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新一代编辑一定要胜过我们这一代编辑。”

　　“当然我也不是说每一个新人都会胜过每一个老人。庄子在我们之前几千年，我们有谁能胜过庄子吗？我快走到终点了，你们还有好几十年，再给你们几十年，能写出《庄子》吗？”

　　大多数出版人会追求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手段，这样他们会无愧于这份职业带来的责任。

　　只有少部分出版人会从经验和手段中，提炼出自己的出版理念，用这理念做成衡量万物的尺度，并长效地输出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

　　仅有极少数出版人能将这理念，涅槃为一种求索精神，这种精神，才是出版人薪火相传的真正财富，它也将汇聚为民族复兴与富强之路上的精神财富。

　　这便是九旬钟叔河先生抵达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