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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1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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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墩遗址,见证长江中游史前古城兴衰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龙文泱

  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湖南华容七星墩遗址作为入选初评的项目,遗憾与“十大”失之交臂。

  不过,在4月12日于北京举行的终评会上,七星墩遗址发布了该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令人瞩目。

  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腹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七星墩因拥有“外圆内方”的双城结构而别具一格。

  由内外两圈城垣和壕沟构成,外城近圆形,内城呈长方形,这种双城结构在长江中游地区属于首次发现。它还以约25万平方米的面积,成为目前湖南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这座史前古城所在的七星墩遗址,位于岳阳华容东山镇。“七星墩遗址包含古城始建、兴盛和衰落各个阶段的遗存。”湖南华容七星墩遗址项目负责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良智说,从七星墩古城的兴衰,可以窥见长江中游史前古城文明、早期复杂社会的兴起和衰落。

  内外城同时兴建的史前古城,长江中游首次发现

  内圈有7个3米至5米高的土墩,地理分布形似北斗七星,七星墩遗址因此得名。1978年,当地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到此处游玩,发现了古代陶器并上报,引起当地文物部门注意。

  2018年,为推动“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题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七星墩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历时3年,终于对七星墩聚落(群)的历时性演变、聚落内部结构、聚落之间的宏观关系等形成了初步认识,探索出这座史前古城兴衰的概貌。

  “七星墩古城始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时期,这一时期文化遗存的大量发现,清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创新能力。”王良智介绍,考古发掘证实,七星墩的内城和外城城墙都直接叠压在原始生土上,有烧荒的痕迹。这说明,七星墩是从一片荒芜中建设的新城。而内城和外城是同时建造的,这在长江中游地区是首次发现,也是重大发现。

  为何?距今5000年前后,是史前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长江中游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筑城运动,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超大型聚落为中心的史前城址群。七星墩遗址是其中比较晚的一处,在桃花山的东侧。而在桃花山的西侧,湖北省石首市,一处叫做走马岭的遗址,与七星墩极为相似。

  两处遗址相距不过30公里,建城选址都依山傍湖,同依桃花山,走马岭在上津湖北岸,七星墩东连大荆湖;建筑方式相似:均选用五花土建造,底部为夯筑,顶部为堆筑;都具有双城结构:走马岭的内城近圆形,外城近椭圆形,两处遗址都有水门;出土的日用陶器也很相似。

  另外一个重要的规律是,走马岭的始建、兴盛、衰落都领先七星墩一个时期。王良智由此推断:或许是在走马岭发展的繁荣时期,城中的一批人来到了七星墩所在的位置开荒建城。正因为运用了走马岭建设的成熟经验,七星墩才能够做到内城与外城同时兴建。这种文化扩张、政治分权的文明演进新模式,或许可以解释屈家岭文化是如何对外扩张的,以及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古城大量出现的原因。

  繁盛之城:聚落分层,等级与礼制初现

  一只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漆木碗,成为七星墩曾经繁荣的见证。

  玉器、漆木器、丝织品,是早期的中国有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重要特质。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木器最为有名。量大,种类繁多,精美异常,展示了高度的文明。

  2020年,七星墩遗址发掘出的一处池塘内出土了大量遗物,最重要的是一只漆木碗和其他木器,保存较为完好。漆木碗用华容当地常见的锥木制作,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漆木容器,在全国史前考古发现中也较为罕见。碗的木胎很薄,仅0.2至0.3厘米;器表髹饰朱、黑两层漆。这代表当时的制胎、髹漆技术均已较为先进,接近秦汉时期的技术水平。这证实,长江中游地区漆器制作技术源远流长。

  时间长河向前流淌,距今约4500年前后的石家河文化时期,七星墩古城发展到鼎盛阶段。王良智说,这体现在如下方面——

  这一时期,外城城垣向外扩建20米,内城文化遗存分布范围扩展到内城垣的内坡;在城外的大荆湖周边,新增了30余处小型遗址,形成以七星墩为中心的聚落群。这两点都代表聚落规模显著增长,人口增多。后者还显示出聚落之间的分化。

  房址建筑规模差异明显,则指向聚落内部的等级分化。此时,聚落内部功能分区清晰,居住区、水稻田、墓葬区、手工业区等布局合理。从遗址内的柱础等房屋遗迹可以看出,内城有大型房址,外城有中型房址,城外均为小型房址,且用高大的城垣和壕沟区隔开来。这暗示着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居住于遗址的不同区域,当时很可能出现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此外,文化遗物中出现较多具有礼器特征的泥质红陶长颈鬶,另有磨光黑陶兽面盉、饰刻画符号红陶缸、磨制精细的石钺等。

  “聚落规模明显扩大,礼制初现,古城社会内部和聚落之间的社会分层清晰显现,是复杂社会研究的重要材料。”王良智表示。

  衰落与技术进步同存,或显示被纳入华夏文明整体进程

  到了距今约4000年前,七星墩古城社会发生巨变。大荆湖周边聚落消亡,七星墩外城城垣废弃;具有礼器特征的陶器基本消失不见,出现较多夹砂红陶厚胎平底筒形器,可能与手工业生产有关;出现较多三棱石镞,可能与战争有关;出现少量玉器,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此外,铜矿石的发现表明,可能出现了冶铜技术。

  “聚落数量减少、古城规模变小,出现新的制石、制玉技术及可能出现冶铜技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是这个时期长江中游文明发展的真实写照。”王良智认为,虽然聚落形态显示了古城的衰落,但物质遗存却指向了技术的进步。

  他分析,能够合理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外部力量的强势介入,也有可能是战争。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禹征三苗有关。“战争的失败可能导致当地原有政治体制的崩溃,但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这不代表长江文明的中断,而是其被纳入了华夏文明整体进程中。七星墩的兴衰,再次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各区域呈现丰富的多样性与特殊性。长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直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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