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龙文泱

　　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湖南华容七星墩遗址作为入选初评的项目，遗憾与“十大”失之交臂。

　　不过，在4月12日于北京举行的终评会上，七星墩遗址发布了该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令人瞩目。

　　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腹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七星墩因拥有“外圆内方”的双城结构而别具一格。

　　由内外两圈城垣和壕沟构成，外城近圆形，内城呈长方形，这种双城结构在长江中游地区属于首次发现。它还以约25万平方米的面积，成为目前湖南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

　　这座史前古城所在的七星墩遗址，位于岳阳华容东山镇。“七星墩遗址包含古城始建、兴盛和衰落各个阶段的遗存。”湖南华容七星墩遗址项目负责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良智说，从七星墩古城的兴衰，可以窥见长江中游史前古城文明、早期复杂社会的兴起和衰落。

　　内外城同时兴建的史前古城，长江中游首次发现

　　内圈有7个3米至5米高的土墩，地理分布形似北斗七星，七星墩遗址因此得名。1978年，当地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到此处游玩，发现了古代陶器并上报，引起当地文物部门注意。

　　2018年，为推动“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课题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七星墩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历时3年，终于对七星墩聚落（群）的历时性演变、聚落内部结构、聚落之间的宏观关系等形成了初步认识，探索出这座史前古城兴衰的概貌。

　　“七星墩古城始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时期，这一时期文化遗存的大量发现，清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创新能力。”王良智介绍，考古发掘证实，七星墩的内城和外城城墙都直接叠压在原始生土上，有烧荒的痕迹。这说明，七星墩是从一片荒芜中建设的新城。而内城和外城是同时建造的，这在长江中游地区是首次发现，也是重大发现。

　　为何？距今5000年前后，是史前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长江中游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筑城运动，形成了以石家河古城超大型聚落为中心的史前城址群。七星墩遗址是其中比较晚的一处，在桃花山的东侧。而在桃花山的西侧，湖北省石首市，一处叫做走马岭的遗址，与七星墩极为相似。

　　两处遗址相距不过30公里，建城选址都依山傍湖，同依桃花山，走马岭在上津湖北岸，七星墩东连大荆湖；建筑方式相似：均选用五花土建造，底部为夯筑，顶部为堆筑；都具有双城结构：走马岭的内城近圆形，外城近椭圆形，两处遗址都有水门；出土的日用陶器也很相似。

　　另外一个重要的规律是，走马岭的始建、兴盛、衰落都领先七星墩一个时期。王良智由此推断：或许是在走马岭发展的繁荣时期，城中的一批人来到了七星墩所在的位置开荒建城。正因为运用了走马岭建设的成熟经验，七星墩才能够做到内城与外城同时兴建。这种文化扩张、政治分权的文明演进新模式，或许可以解释屈家岭文化是如何对外扩张的，以及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古城大量出现的原因。

　　繁盛之城：聚落分层，等级与礼制初现

　　一只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漆木碗，成为七星墩曾经繁荣的见证。

　　玉器、漆木器、丝织品，是早期的中国有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重要特质。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木器最为有名。量大，种类繁多，精美异常，展示了高度的文明。

　　2020年，七星墩遗址发掘出的一处池塘内出土了大量遗物，最重要的是一只漆木碗和其他木器，保存较为完好。漆木碗用华容当地常见的锥木制作，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漆木容器，在全国史前考古发现中也较为罕见。碗的木胎很薄，仅0.2至0.3厘米；器表髹饰朱、黑两层漆。这代表当时的制胎、髹漆技术均已较为先进，接近秦汉时期的技术水平。这证实，长江中游地区漆器制作技术源远流长。

　　时间长河向前流淌，距今约4500年前后的石家河文化时期，七星墩古城发展到鼎盛阶段。王良智说，这体现在如下方面——

　　这一时期，外城城垣向外扩建20米，内城文化遗存分布范围扩展到内城垣的内坡；在城外的大荆湖周边，新增了30余处小型遗址，形成以七星墩为中心的聚落群。这两点都代表聚落规模显著增长，人口增多。后者还显示出聚落之间的分化。

　　房址建筑规模差异明显，则指向聚落内部的等级分化。此时，聚落内部功能分区清晰，居住区、水稻田、墓葬区、手工业区等布局合理。从遗址内的柱础等房屋遗迹可以看出，内城有大型房址，外城有中型房址，城外均为小型房址，且用高大的城垣和壕沟区隔开来。这暗示着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居住于遗址的不同区域，当时很可能出现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此外，文化遗物中出现较多具有礼器特征的泥质红陶长颈鬶，另有磨光黑陶兽面盉、饰刻画符号红陶缸、磨制精细的石钺等。

　　“聚落规模明显扩大，礼制初现，古城社会内部和聚落之间的社会分层清晰显现，是复杂社会研究的重要材料。”王良智表示。

　　衰落与技术进步同存，或显示被纳入华夏文明整体进程

　　到了距今约4000年前，七星墩古城社会发生巨变。大荆湖周边聚落消亡，七星墩外城城垣废弃；具有礼器特征的陶器基本消失不见，出现较多夹砂红陶厚胎平底筒形器，可能与手工业生产有关；出现较多三棱石镞，可能与战争有关；出现少量玉器，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此外，铜矿石的发现表明，可能出现了冶铜技术。

　　“聚落数量减少、古城规模变小，出现新的制石、制玉技术及可能出现冶铜技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是这个时期长江中游文明发展的真实写照。”王良智认为，虽然聚落形态显示了古城的衰落，但物质遗存却指向了技术的进步。

　　他分析，能够合理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外部力量的强势介入，也有可能是战争。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禹征三苗有关。“战争的失败可能导致当地原有政治体制的崩溃，但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这不代表长江文明的中断，而是其被纳入了华夏文明整体进程中。七星墩的兴衰，再次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各区域呈现丰富的多样性与特殊性。长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直根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