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筝

　　98岁高龄的朱健先生告别了尘世，他被有的学者称为“最后的七月诗人”，因为他的一首长诗《骆驼和星》，1945年1月发表在胡风先生编辑的《希望》杂志第1集第1期上。胡风先生正是七月诗人的核心。

　　长诗《骆驼和星》是这样开头的：

　　昨夜，在干涸了的河底聚会

　　一位诗人说了一个沙漠的童话

　　十万年前

　　沙漠是一片跳跃着波浪的大海

　　像一座绿色的洞穴

　　那里住着无数绿色肌肤的美男子

　　在多星的夜里

　　他们自海底跃出

　　赤裸了全身，披散着头发

　　唱着歌

　　互相抛掷着浪花

　　宏亮的合唱

　　摇动了天空

　　星星们思凡了

　　一个一个摇摇欲坠

　　他们都是被星的眼睛诱惑而歌唱啊

　　于是，星星被禁止在夜间发光

　　必须蒙着头睡眠

　　长诗又是这样结尾的：

　　在我同你们见面的日子

　　地上，天空和海洋

　　一样明亮

　　人民

　　因日夜的光明而得福……

　　胡风先生当时称赞这首诗是“从一个深沉的胸怀里成长出来的故事”。

　　朱健先生在晚年认为，《骆驼和星》是自己诗歌创作中不可重现的“生命的自然的流动”。他说，《骆驼和星》“就像一棵笋一样，突然拱出来，…… 当时我不到20岁，没读过什么书，没多少经历，也没有构思，有如神助，突然就开始写起来了。我记得写完这首诗大概用了两个晚上，点着蜡烛写，写得痛哭流涕，写完之后，正好太阳出来了，如释重负。”应是缪斯唤醒了诗人那颗潜藏的诗心。

　　所谓“七月诗派”是指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这段岁月中，环绕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两个美学立场坚定、创作性格鲜明的大型刊物而形成的一个诗人群体。朱健先生是《希望》的作者，被人们称作“七月诗人”应该不算错。

　　仔细端详，朱健先生的照片上隐约还散发出一层柔和的光影——是那种圣洁的白光。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20人的诗歌合集，名曰《白色花》。这20位作者是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汸、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朱健先生正是这20名作者之一。在一段时期，人们把《白色花》当作“七月诗派”的代表作。该诗合集系人民文学出版社诗歌组主动约编的。

　　20名作者大多生于1920年代，20岁上下开始写作，他们是同抗战文艺一同成长的，多是《七月》《希望》的后期作者。从艺术倾向上说，《白色花》不能完全代表七月诗派，但绝对可以视为该流派的局部投影。诗合集忠实记录了作者们当年所走过的一段道路，在抗日战争和寻求民主自由的洪流中，他们为自由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作者们所经历的那个历史时期，民族危机笼罩，政治形势严酷。在中国苦难的土地上和人民炽烈的斗争中，诗人们依靠着相同的政治信仰，坚信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将现实生活视为他们创作的主要源泉，对他们而言，诗就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就是捧向人民的鲜花。

　　《白色花》的及时出版，客观上促成了“七月诗派”在历史中的重生与正名。浮沉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四十年代的新诗绝非空白，而且有过一批有血有肉以诗歌为生命的真诗人，他们那些撼动人心的诗句将会长留人间。

　　望着朱健先生的照片，思绪又飘回来：对于朱健先生，是称他“最后的七月诗人”好呢，还是称他为“最后一支白色花”合适呢？我觉得，虽然都可以，却都不精准。因为“七月诗人”属于历史性的称呼，七月派存在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十年代之后已经没有流派活动了。在《白色花》的作者中，虽然朱健先生谢世最晚，我却不想称他为“最后一支白色花”。因为《白色花》的出版，同样也是一个历史阶段，从出版之日到今天，又过去了40年。

　　98岁高龄的朱健先生，寿近一个世纪，我倒更愿意称他为“世纪老人”。他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参加过争取民主自由的奋斗，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他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却遭遇了政治错案的磨难。后又长时间地置身于“劳动改造”中。当社会回归正常时，他没有去“当官”，而是回归了文化。他参加了《辞源》的修订，笔耕不辍地写着电影剧本、写着诗、写着散文和随笔。所以学者点赞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读书界视域中，不仅是“别具慧眼的‘红迷’”，“更是文采风流潇洒的美文家”。朱健先生最终“在文化的领域与天地里，找到了自我”。

　　于是我心豁然：这位高龄诗人云游世纪归来，满面沧桑，内心却仍是那名潇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