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

　　1949年8月，安化县丰乐乡（今涟源市桥头河镇）。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五团的新兵入伍现场。一个清秀的后生背着行囊，双眼微红，挥手和送他的爹娘弟妹道别。

　　这名18岁的新兵，名叫李耀中。这个名字，是他报名参军时自己改的，寓意为“光耀中华”。 入伍后，他被分配至五团机炮队一分队机二班，不久任副班长，后来又任连部文书。部队改编后，他担任了中南军区48军143师428团二营文书。

　　1951年年底，涟源县桥头河公社清塘大队排头屋。一位妇人站在自家门口，远远望着一位穿土黄色军装的军人越走越近。她心头一喜：“莫不是大崽回来了？”

　　“黄军装”果真走到了她家的檐廊下。但他不是大崽。她再也见不到那个会帮她纳鞋底、纺棉花的大崽了。1951年8月，她的大崽在海南剿匪中负伤，9月，在部队赴朝鲜作战途中牺牲。“黄军装”送来的，是大崽的遗物和一张革命烈士的证明书……

　　悲痛的娘，在床上躺了七天。她的二崽，领着弟妹在床前跪成一排：“娘，大哥走了，还有我们呀！你不起来，我们就不起来……”

　　伤心的爹，夜深人静时一个人在煤油灯下细细翻阅大崽留下的两个笔记本，越看心越痛。封面上用蓝色钢笔写着“为人民服务”、“努力学习”，手绘着五颗五角星还有党徽。 “李耀中”三个字，格外端正。一个本子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另一个本子贴着大崽在部队珍藏的照片，留下了很多空白页……

　　许多年后，从悲痛中走出来的爹娘，请人对着大崽的照片画了一张大画像，将其与“烈属荣府”的牌匾和“革命烈士证明书” 挂在堂屋正中。从此，大崽与荣光抬眼可见。

　　又过了许多年，伤心的爹娘已逝去，他们的孩子，也都已是儿孙绕膝的老人了。

　　每到中秋或春节亲人们相聚时，关于“大哥”的点滴回忆总是勾起无限的怀念。

　　——爹在堂屋里办了私塾，有次发现大哥没有带书本，问他，他讲书都背得了。爹当场考他，从头背到尾一字不差；

　　——大哥去海南剿匪前回过一趟家。我娘坐在饭桌旁跟大哥讲，娶个媳妇再去海南。大哥没答应，讲剿匪回来再结婚；

　　——大哥细时候练过武，水性又好，在洞庭湖剿匪时还抓了一个匪头，部队奖了他勋章、钢笔还有手表。我还记得他那张胸前挂着勋章的照片，真是威武得很……

　　大伯，也是我们家一代又一代人的红色榜样。

　　1956年5月，二伯在大伯留下的笔记本上写道：“哥哥，安息吧！弟弟会踏着你的血路，去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他在求学路上克服种种艰难，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一辈子教书育人。两位姑妈也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一辈子，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等不少荣誉称号。

　　我的公公，当年坐在大伯肩头被他宠着的幼弟，现在也到了古稀之年。2017年，在涟源市洪水岭举行的 “清明祭英烈”活动中，公公作为烈士家属发言:“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遗志，教育好下一代来报效祖国。”

　　公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生产队长、村干部、镇干部的岗位上，他扎根基层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他的“初心”，向他大哥看齐。有人来送礼，他不收，甚至会“不近人情”地扔到屋外。退休后，他还是忙得脚不沾地。哪家有红白喜事都爱请他来主持；村干部常来串门，听听他的意见；邻里有了矛盾也请他去调解。村里人信服他，因为他做事严谨，公允。

　　公公1986年入的党;哥哥1996年在部队入了党;我家先生，2008年也入了党。家中客厅里挂着“共产党员之家”的小牌。记得儿子“咿呀”学语时，公公就经常抱着他一遍遍教着：“党，共产党的党……”

　　2019年，先生单位参加“红色故事”宣讲活动，他写好了革命烈士卢天放的故事剧本，却找不到人来演。只好自己上场，结果竟拿了个奖回来。原来，大伯是他从小到大的偶像，他将卢天放当成大伯来扮演，把自己对大伯最真实的情感融入了角色。

　　这些年，我们家族聚会时常讨论的一件事，就是想找到大伯牺牲后具体的安葬地，但一直没有结果。烈士证书上只写了广东曲江。2018年，我们在老家为大伯立了一块朴素的纪念石碑，两旁植了八株柏树。第二年清明节，亲人们肃立碑前，鞠躬默哀。我们对大伯的怀念敬仰之情，终于有了安放之处。

　　前几天，先生拿出大伯发黄的笔记本拍照保存。当年的照片不复存在，但封面上“为人民服务”的笔迹却依然挺拔。

　　从1949年8月入伍到1951年9月牺牲，大伯经历了怎样的青春磨砺？海南剿匪中他为什么受了伤？他带伤赴朝，一路上他又经历了怎样的病痛折磨？我们还能找到大伯的安葬地，前去为他上一炷香，祭一杯酒吗？

　　我们还没有答案。大伯最美的青春年华，也是他最后的生命时光，已无言地沉落在历史的深处。

　　又是一年清明时，窗外细雨纷飞。我想，在无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星辰中，大伯不是最耀眼的那颗，但他却是我们家最亮的那颗星。“烈属荣府”的红色牌匾，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大荣耀。